达利自传

    佛罗伦萨--慕尼黑到蒙特卡罗--邦威特一泰尔--欧洲战争重起--莎耐尔小姐与卡尔维特先生之战--回归西班牙--里斯本--发明拍摄思想的机器--宇宙论--老鸦企属

    植物叶的永久胜利--文艺复兴

    保尔·艾吕雅提出过一个纹章的铭文：quot;靠谬误和芳香生活。quot;经过葛莉塔·嘉宝和鼻涕的谬误之后，我了解了quot;预知力quot;的芳香。我越在直接和普通的事情方面出错，我就越能看清本来。

    我们刚在佛罗伦萨附近租了一个别墅。在柏树的环绕下，我重又获得一种相对的平静。我的好朋友莎耐尔小姐，当时正在西西里游历。一天晚上，我突然感到她患了斑疹伤寒，我立刻给她写了一封信：quot;我非常担心你患麻疹伤寒。quot;第二天，我收到一份米西妞·塞尔特的电报，告诉我莎耐尔在威尼斯病得很厉害。我跑去看她。她患了伤寒，在发着高烧。加基列夫之死的回忆让我们都很害怕。

    床头柜上放着个卡普里大贝壳。从此以后，并没什么明显的理由，我便总把卡普里同发烧的念头联系在一起，反复说着：

    quot;在卡普里，风景总是发着高烧。应当用它的岩洞治愈卡普里的毛病。quot;

    我吩咐从病人房间里拿掉这个贝壳。随后有人来量了体温，体温突然恢复正常了。从此，这样一个问题始终纠缠着我，那就是想知道加基列夫死的那天在他的桌子上有没有一个卡普里贝壳。

    我相信巫术，确信天体演化论或超验的每一新尝试需要以巫术为依据，需要重新恢复那种指引过帕拉塞尔斯或雷蒙·合尔等人头脑的精神状态。偏执狂批判对我的感觉摆脱不掉的那些形象的解释，对撒满我日程中的那些偶然事件的解释，对伴随着我各种无意义行动而来的时常具有quot;客现仍然性quot;的那些现象的解释，这一切都不过是向各种符号、各种占卜、各种预兆提供一客观严密性quot;的尝试而已。要是我不对能预告某些即将发生的事情，那么作为报偿，加拉便是一位真正的通灵者，是一位从该词的科学意义上来说的通灵者。她从不会搞错，并以一种惊人的准确性抽出牌来。就是这样她预言了我父亲一生的确切经历，预言了克列维尔的自杀，预言了德国的宣战。加拉相信我的木片，这是在我们最初的一次散步期间，我有一天在克鲁斯海呷的岩礁上发现的。从此以后，我们始终没放弃这个达利的护符。有一次，我把它遗忘在伦敦的科文特花园，但第二天又找回了它。又有一次，它被卷在纽约圣莫里兹旅馆的床单中送去浆洗了，为了找回它，得把全部胜床单翻个遍。这个木片在我这儿具有了古怪的神经官能症的形式。每当我想换它时，我就忍不住要这么做。就连现在我也不得不从桌边站起来去触摸它……看哪，行了！一瞬间，我的烦恼就缓解了。

    在有这个木片之前，我受到各种不像是真的古怪毛病的侵袭。尤其是睡觉的仪式，已达到了精神错乱的程度。抽屉全要关上，东西都要均衡地放在安乐椅上，门要半开着。稍微违反一点儿这想象的规矩，都迫使我再起来把一切安排好。现在只要我能在想的时候摸到这个护符，它就会使这些怪癣全消失掉、…··

    九月的秋分将给我们带来慕尼黑的危机。尽管加拉的纸牌向我们证明这还不会是战争，可我们还是谨慎地离开了意大利，来到位于蒙特卡罗访近的罗克布鲁纳的拉波萨，住在何柯·莎耐尔的家里，我在她那儿呆了四个月，相伴的还有大诗人彼埃尔·何维地。何维地是立体主义者那一代的全面的诗人。他是quot;粗重的quot;、反知识的、完全踉我相反。这是个使我们争辩并加强我们各自观点的绝好机会。我们把quot;研究问题quot;称为是我们交战的乐趣，就像两只公鸡那样。在这期间，我写了我的《生活奥秘》的大纲，准备了我在纽约的展览，并画了《希特勒之谜》，这是幅很难阐释的画，我仍然抓不住它的意义。无疑它是由慕尼黑之后纠缠着我的那些梦的移位构成的。我觉得它的价值是预言性的。这幅画清楚地宣告了欧洲将经历的那种中世纪时期。张伯伦的雨伞以一只阴险的编幅的面目出现在画布上……

    我到达纽约时，第五大道的商品陈列并不太令我惊奇。大家全试着变成达利。邦威特一泰尔又请我重新布置两个橱窗。我接受了，因为我觉得这有助当众证明什么是真达利什么是假达利。但我提出了一个条件，我有权怎么想就怎么做，该商店的负责人接受了这个条件，他们让我跟陈列主任李先生联系，他对我极为亲切。我讨厌现代的人体模型，这些可怕的女人体太硬了、太缺少食用因素了，而且鼻子翘得很滑稽。我需要肉体，人造的和过时的肉体。我们去一家老商店的顶楼发掘1900年时期的蜡制人体模型。它们那死人的长发使它们显得十分吓人，多年来，灰尘和蜘蛛网布满在它们上面。

    我对李说：quot;尤其不能碰这些灰尘，正是有了它们，这些人体模型才更美。我要把它们献给第五大道的公众，就像人们送上一瓶小心从酒窖中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