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并用绘画光油把头发擦得光可鉴人，它变成了一种均匀坚硬的膏状体，极为光滑，仿佛在我头上浇铸了一个唱盘。如果我拍打头发，它就会发出金属般的声音。一天之内发生的这种变化令美术学院所有学生感到震惊，而我明白了我距穿戴得跟大家一样还远着呢，尽管我在马德里最漂亮的商店购买了一切，我仍然是个独特的人。我用如此惊人的方式成功地把一切结合在一起，使得人们在我经过时全回头张望我。纨绔子弟作风的年代就要开始了。仰慕而又羞怯的好奇心将接替讽刺的态度。我给自己买了一根手柄包皮的柔韧竹手杖。
坐在列吉纳咖啡馆的露天座位上，喝着三杯加橄榄的苦艾酒，我开始打量那群密集的我未来的观众，他们散开在那些如此聪明、如此充满马德里精神的街道中。接近一点钟时，我重又在一家意大利餐馆的酒吧找到了团体的成员，又就着帘蛤喝了两杯苦艾酒。我付钱给侍者时，留给他极多的小费，一股骚动迅速传遍餐馆，侍者们都急于向我大献殷勤。我清楚地记得我那天点的菜：各种冷盘、马德里肉冻、干酪丝通心面、一只鸽子。大家都灌了许多西昂蒂红葡萄酒。咖啡和白兰地更加刺激了我们关于无政府主义的争论。尽管我们只不过是五六个人，可却已分裂了。多数人显示出赞成总有一天会变成斯大林主义工具的自由社会主义的态度。我本人则认为幸福或不幸只是一件完全属于个人的事，与一种社会结构（在其中，人民在获得新政治权利的同时，生活水平也得到改善）毫无关系。相反，应当通过系统地破坏一切来增加危险和集体的不安全感，以便传播苦闷，根据精神分析学，苦闷是快乐的本源。如果幸福是个人的事，那么这就是宗教的问题了。政府应当把自身约束在以最大权威行使权力上。从这种作用和这种反作用中，会出现一种精神的结构或形式，而不是出现一些理性的、机械的、官僚主义的机构，它们只能导致丧失个性、只能导致平庸。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尽管这是空想的，但却是诱人的可能性，即产生一位quot;无政府主义的至高无上的国王quot;的可能性。巴伐利亚的路易二世并非这方面一个很差的例子。
论战使我的思想具有越来越清晰的形式。它决没有修正我的各种观念，恰恰相反，它总是证实着它们。我要求朋友们同我一起从社会和政治的观点出发审查瓦格纳和他的帕西发尔神话的案例……
我考虑了一会儿，仿佛我有些需要克服的疑问，我招呼那位正受到我们充分展示的无上智力腐蚀着的侍者，他一字不漏地听我们辩论。
quot;侍者，quot;我考虑了一下后说，quot;给我再拿点儿烤面包和红肠来。quot;
他马上去了，我不得不朝他喊道：
quot;还要点儿酒！quot;
从政治和社会观点考虑帕西发尔的案例，从我这方面说，需要一些养制……
离开意大利餐馆，我回公寓去拿了些钱。我早上放在口袋里那些钱不知道怎么就不见了。要有钱，再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事了。我去银行取出钱，签了收据。
重新镇过金，我又去同团体的成员会面，不过这次是在一家供应黑啤酒的德国餐馆。我们吃了百来个煮螃蟹，剥去亮的螃蟹特别有益于围绕帕西发尔展开的辩论。很快下午就过去了，我们得转移到广场去喝干马提尼酒。这是我们第一次喝不甜的酒，从此我一直拥护这类饮料。炸土豆片从我们的餐桌上飞快消失，速度令人眩晕，侍者陆续装满那些盘子。很快又提出要到哪儿吃晚饭的问题！无论如何，不能到公寓特有的令人讨厌的食堂去。根据我的提议，全体一致决定回到那家意大利餐馆去。我们打电话定了个房间。
我们的包间十分迷人，玫瑰色蜡烛照亮着一架黑色钢琴，墙上有一大块酒渍。我们吃什么了？要说我还记得，那我就是在撒谎。喝了大量的红酒和白酒。辩论变得十分激烈，我不得不进行调解。于是我坐钢琴边，用一个手指弹贝多芬的《月光》。在我想创造左手的一个卓越的伴奏部分时，有人把我从钢琴这儿拉起来，我们动身去广场的雷克脱尔俱乐部，这是马德里最漂亮的场所之一，大家能在这儿喝一点香槟酒。quot;一点quot;是种措词的方式。我知道我们会喝许多，于是我决心一醉方休。
但布努埃尔（他碰巧成了我们实际的司仪）首先决定我们开始时先喝威士忌并吃点餐前点心，然后于睡觉前再畅饮香槟酒。这个主意显得极妙，于是我们马上开始边争论边吃喝。我们全衷心赞成应当进行革命，但怎么进行呢？以何种方式着手呢？为了什么？一切都并不像乍一说那么清楚了。在此期间，我们要了份冰镇薄荷酒，以便耐心等待下一份威士忌，既然并不存在任何在今夜爆发革命的危险，那么我们当然还有时间吃喝争论。第二份威士忌终于来了，接着第三份、第四份，直到大家问布努埃尔：
quot;那么香槟酒呢？quot;
凌晨两点了，已经太迟了，我们饿得很难受，得有点东西送香槟酒。我要了意大利面条，别人要了冷子鸡。我立即羡慕起他们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