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我们很晚才到诊所，像幽灵一样出现在院子里，站在迎接我们的那些护士面前，样子显得很怪。我和加拉拍打着身子，一大片云雾状的面粉从我们的衣服和头发上飘散开来。我把加拉留在诊所，很快回到家里，同时继续漫不经心地拍打着身上。我晚餐吃得很香，吃的是牡蛎和烤鸽子。喝过三杯咖啡后，我重又动手制作下午开始搞的作品。从离开它的那一刻起，我一直急于回到这极工作上来，我始终想着我的作品，这种不关心妻子手术的态度，令我自己都有点儿感到吃惊。但是，哪怕我尽力去做，我也感受不到一点点不安。
就像被灵感控制的音乐家，我感到在自己心中翻腾着各种构想。我添上了六十个墨水瓶的形象，在它们上面，插着用水彩在小小的方纸片上画出的笔杆，用一条线把这些形象吊在我的面包下面。我出神地凝视着我的作品那极为实在而又荒谬的形状，随后在凌晨两点左右，我躺下来，陷入天使般的甜睡之中。五点钟，我醒了，这次就像个魔鬼一样。我生活中的最大苦恼把我钉在了床上，费了半天劲，我终于把令我憋闷的那些被子抛开了。我浑身都是悔恨的冷汗。天亮了。鸟儿疯狂地歌唱使我彻底醒了过来。
加拉，加露来卡，加露演基尼达！我的泪水涌了出来，它们就像生孩子的抽搐一样灼热和痛苦。一旦止住了泪水，我就更新看到靠在卡达凯斯一棵橄榄树上的加拉的形象，重新看到夏末在克鲁斯海呷的岩礁中弯腰拾一块光彩夺目的云母石的加拉的形象，重新看到游得好远只能让我看到一张微笑的小小面孔的加拉的形象。由于重睹上述景象，我的泪水很快又涌了出来，这回它们流淌得更厉害了，好像感情的机制压紧我眼球的肌肉膜，要让泪水流尽似的。我的爱情的每一灿烂景象，都装在了回忆的青灰色酸柠檬中。
我奔到诊所，怀着野性的痛苦，一把抓牢外科医生的大褂，使得他特殊地看待我。一周内，我时刻在哭泣，整个超现实主义团体都惊呆了。最后，在一个星期天，危险过去了。死亡恭顺地匆匆退去。加露来卡微笑了。我抓住她的手，紧贴在我的面颊上，充满柔情地想到：quot;在这之后，我或许会杀了你。quot;
我去维也纳游历过三次，三次旅行在一点上十分相似。早晨，我去看塞尔南收藏品中的维米尔作品，下午，我有充分的理由不去看弗洛伊德，这理由就是每次都有人告诉我，出于健康的原因，他呆在乡间。我忧郁地忆起吃着巧克力馅饼，拜访古董商，在维也纳漫步的情景。晚上，我独自一人与弗洛伊德进行了想象中的长谈。只有一次，他屈尊陪我回到我住的萨切尔旅馆，被我房间的窗帘缠住，他同我在那儿度过了一个夜晚。
在我最后一次试图见到弗洛伊德几年后，我与几位朋友在桑斯的一家餐馆共进晚餐。我吃着心爱的食品蜗牛时，从邻座的肩上看去，见到一份报纸的首页上登着这位大师的照片，我马上从这份报纸上弄到了一份宣告弗洛伊德来到巴黎的样本。他的颅骨就像一只蜗牛，只要用一根大头针就能从中挑出脑浆来。这一发现深深地影响了我在他去世前一年为他画的肖像。
拉斐尔的颅骨与弗洛伊德的完全不同，它像一块凸面的钻石，是八角形的，它的脑浆像石头上的纹理一样。列奥纳多的颅骨像个核桃，也就是说，它显得更真实。
我终于在伦敦见到了弗洛伊德。斯蒂芬·茨维格和诗人爱德华·詹姆土陪伴着我。穿过这位老教授居住的大楼院子时，我看见墙上靠着一辆自行车。车座上绑着一个红色橡胶热水袋，竟然有一只蜗牛在这个热水袋上移动！并不像我希望的，我们谈得很少，不过我们都贪婪地盯着对方看。弗洛伊德除了知道他所喜爱的我的绘画外，对我一无所知，我试图在他眼前显示出具有一种quot;渊博知识quot;的花花公子的派头。我后来了解到，我给他留下的印象完全相反。离开他之前，我想送给他一本刊登我写的一篇论偏执狂文章的杂志。于是我打开这本杂志，翻到印有我的研究成果的那一页，请他答应读一下它，如果他有空的话。弗洛伊德继续凝视着我，根本没注意我给他看的东西。我向他解释，这与超现实主义者的心血来潮无关，它涉及的是一篇论文，其中的那些抱负实际上是科学的。我用手指指在它上面，还向他重复了好几遍它的标题。面对着他毫不动摇的冷淡，我的声音越来越尖锐，含有坚决要求的意味。弗洛伊德继续观察着我，仿佛整个生命都投入捕捉我的心理现实的活动，这时他突然向斯蒂芬·获维格喊道：quot;我从没看到这样完美的西班牙人的典型，多狂热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