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台湾知识分子，一面抗议、反叛、揭露异族残酷的统治，一面对本民族腐朽麻木的精神瘤疾痛加针吸；一面从大陆的新文化运动中盗来民主和科学的火种，一面加强保护着遭受摧残的传统文化。1949年以后，民族分裂时期，台湾知识分子更是在意识形态的高压下，自觉地肩负起尚未完成的启蒙使命，为了自由，像杜鹃啼血般呐喊；为了爱，像耶稣一样登上十字架。
80年代中后期以来，台湾民主化进程迅速推进。时至今日，一个“开放社会”已初步形成，国民党的垄断地位被打破，权力的制衡正在整合，新闻出版全面放开，民主观念深入人心。这种局面的出现，固然与领袖人物的开明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几代知识分子以身相殒、前仆后继的奋斗。他们直接或间接地与现行体制抗衡，从不同的层次、不同的方面积极地、坚韧地反抗极权制度。正如加级所说，“在这不可敬的历史中，用可敬的方式努力于人的尊严。”民主在台湾的开花结果，当然还有很多因素，如经济的腾飞、教育的进步、信息的传播和美国的压力等等。但我认为，知识分子的工作乃是“重中之重”。他们从50年代初开始播下种子，数十年如一日地培育，终于诞生了一棵郁郁葱葱的参天大树，如果说俄罗斯知识分子“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脱离于现实也脱离于历史，从而被排斥于风驰电掣的社会进程之外；那么台湾知识分子则是“脚踏东西文化，手写家书国事天下长’，敏锐地为时代把脉，当仁不让地给孤岛开出药方，从而成为历史进程的有力推动者。
重走几代台湾知识分子的肉身和精神之旅，寻觅那些杰出的代表人物的足迹和展痕，对我而言，充满了诱惑力。因为，这是解开我自己心中一团乱麻的最好办法，也是我从黑暗的迷宫般的隧道里突围的最佳方式。为何不试一试呢？
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以后，颁布“戒严令”，严酷控制岛内人民，在台形成“大屠杀大恐怖”的局面。尤其注重对舆论的监控，凡是出版物、印刷品，必须送警备司令部备查。在三十多年的“勘乱”时期里，台湾知识分子所受的赤裸裸的迫害、压制、折磨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第一流的知识分子许多都有过入狱的经历，如下表所列：
这仅仅是冰山的一角。被囚禁、被刑罚、被杀戮的知识分子无法计数。从1948年“二·二八”事件中被杀害的岛内精英到80年代中期震惊世界的江南凶杀案，都可窥见蒋氏政权的惨无人道。台湾女作家李昂的小说《迷园》里，塑造了一位感人至深的知识分子“父亲”的形象，他既有西方开明的思想，又有着传统熏陶下的美德，他曾热情澎湃地迎接光复。但经历了“二·二八”的灾难后，被“戮心”的极权制度变成了“废物”，困居园中，以摄影消磨时光。《迷园》中的“父亲”是悲愤台湾的象征。《自由中国》杂志事件是台湾知识分子头撞石门的第一次尝试。《自由中国》原为胡适创办，后由雷震、殷海光接手，到了50年代中期，与当局的矛盾激化。1954年刊载《抢救教育危机》一文，揭露当局“假教育之名而行党化之实”，呼吁“不能让青年在受教育阶段就使他们对于民主制度有了全然歪曲的认识。”蒋介石勃然大怒，亲自下令开除雷震国民党党籍。1957年，《自由中国》公开反对国民党“法统”，反对蒋连任第三任总统。1960年春。雷震联合岛内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中小资产者，准备成立新党。国民党当局惊恐万分，以“制造颠覆阴谋”和“知匪不报”的捏造罪名扑灭了襁褓之中的“中国民主党”。
60年代初，李敖以“20世纪的李卓吾”的形象震惊全岛。李敖的思想深受胡适、殷海光、姚从吾等人的影响，针对传统伦理及以传统伦理为幌子的国民党专制统治主动出击。鲁迅笔下的魏连处在传统的阴影下接受了旧式的葬礼。而李敖在父亲的葬礼上用“不磕头，不燃纸，不流一滴眼泪”来表达他最深的爱，独自一人在传统与群众面前表现“俱往矣”的勇敢。
李敖思想的核心是“全盘西化论”，他是继鲁迅以来对传统文化及知识分子自身反省最深入的人。他的《计秋评论》达到甚至超越了鲁迅的思想。他揭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五大毛病：拙于谋生、急于用世、昧于尽忠、请于真知、疏于自省，全都是“诛心之论”，鞭打在其七寸之处。
李敖力图恢复胡适的自由主义者形象，把胡适比作具有远见的、好唱反调的乌鸦，称赞胡适是永不停止的追求真理的国中第一人。同时，他又提出要超越胡适前进。他认为胡适的学术是开倒车的学术，“脱不开乾嘉余孽的把戏，甩不开汉宋两学的对垒。”与其做迂腐不堪的文史之学，不如在台湾这块文化沙漠上打几口井。
《故星》杂志一石激起千层浪。勇敢的李敖不顾中国文坛千百年的禁忌，指名道姓地批评政、学与朝、野的显贵名流，如：陈立夫、陶希圣、胡秋原、郑学稼、刘哲、钱穆、唐君毅、萨孟武、谢扶雅等。这张名单还可以像流水一样开下去。我最佩服李敖的就是这一点：相信真理，不相信权威；崇拜自我，不害怕孤立。李敖虽然被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