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都消失了，只剩下一个绞尽脑汁的“造文者”。“造文”的目的只有一个——歌颂和赞美。这种单调的思维模式，严重地损害了活泼的思维和丰富的心灵。它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风貌是一致的，它既是1949年以后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又是其牺牲品。
其三是单调的抒情方式，中学语文教学给人的印象是：杨朔是个善于抒情的作家。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解，杨朔所抒的不过是矫揉造作之情罢了。杨朔的（海市）写于饥荒年代，他看到的却是：“有一个青年妇女，鬓角上插着一枝野花，倚着锄站在树荫里。她在做什么呢？哦！原来是公社扩音器里播出的全国小麦丰收的好消息。”这种抒情，很难说是从心灵深处流出来的真情实感。姑且不论其真实与否，就其感情的实质来说，则是无深度的，无层次感的。如果说鲁迅中的感情象一杯苦涩的浓茶，那么杨朔散文的感情则只是一杯没有味道的白开水。
一元化的杨朔散文与一元化的时代相契合，所谓“巧妙的构思”、“丰富的联想”、“精致的结构”，骨子里都是“九九归一”的。杨朔散文丝毫不具备巴赫金所说的“积极性”，即提问、诱发、回答、同意、或提出驳论的对话的积极性。今天的散文刊物上，这样的散文依然成千上万地被批量地制作。鲁迅开创的、甚至可以一直上溯到的散文传统被可耻地背叛了。直到哪年代，史铁生的的诞生，才标志着中国有了真正的“复调散文”。仿佛是一个乐队的集体创作，每个音符、每种乐器都在努力张扬自己的见解，竭力显示自己的意识：受苦、悲悯、惶恐、不安、宁静、绝望、原罪以及道德和宗教的探索。我听到了一声接一声的内心的呼号，这是在杨朔散文中绝不可能听到的。史铁生走出了杨朔的阴影，终于汇入鲁迅的暗流。（我与地坛）的诞生暗示着：当社会意识形态向多元转型时，散文领域也开始了静悄悄的、对“革命”的反动。
然而，这还仅仅是一个征兆。杨朔模式依然发挥着无与伦比的影响。在无数宣讲杨朔散文的中学语文课堂上，老师们把这种模式像钉子一样敲打进孩子们的大脑里。孩子们很快学会了像杨朔一样进行写作，在这种写作中，想象的能力、求异的思维、诚实的品质、自然的情感都受到残酷的压抑。写作不再是一种精神的愉悦，而堕落成一种令人痛苦的，枯燥无味的编造。无数有文学天赋的孩子被扼杀在摇篮中，从而终身与文学绝缘。
这一切并不全是杨朔个人的错。然而，杨朔模式至今仍是一场被当作正剧上演的喜剧，一个未被清理的公害。当孩子们异口同声地说，写作文是他们人生中最难受的打情之一的时候，我感到一种推心的创痛。
——戴“有色”眼镜的吴小如先生
最近在《文学自由谈》、《文艺报》上读到吴小如先生的一篇《奇文研卷无益王小波》，禁不住自己也想说点什么。尽管吴小如先生是我的老师的老师辈，但在真理的面前，我们都是平等的。
吴小如先生在文章中写道：“以王小波的《情金时代》为例，书中写男女间的纯真爱情几乎没有，有的只是在各种背景、各种条件下男女做爱的细致描绘。”这究竟是王小波的罪过，还是时代的错误？在文革的浩劫中，人与人的关系全被扭曲了。写那个“黄金时代”，还写“纯真的爱情”，要么是为虎作怅，要么是虚伪矫情。王小波写性又不仅仅为写性，他站在历史的边缘，在作为历史诞生的分裂上面对文化进行探究，试图找出“人们何以扭曲”的答案。帕斯卡尔说过：“人之成为疯子竟如此不可避免，以致疯到以疯病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来证明自己没疯。”像中的女主人公陈清扬一样，只有在认可“破鞋”的身份后，才获得性爱的权力。王小波揭示了人在弃置人性的过程中表露的真实性。显然，吴小如没有读懂，他只是戴着“有色”眼镜来读，思路自然干净利索：你描写性爱场面——你写黄色书籍——黄色书籍开卷无益。这样的推论，倘若由初识文字的人来作出，当然无可厚非。但吴老这样的博学鸿儒，也自动放弃思考的权利，为‘城见”所左右，那实在令人遗憾。
紧接着，吴老开始定罪状了：“说得好听点，这是给年轻人在性关系上实行‘启蒙’，为人们乱搞男女关系开绿灯。说得不好听点，这样的‘天才’作品实际上是在起‘教唆’作用。”语气好像是法院的判决书，杀气腾腾；又像文革时的社论，图穷匕见，这哪里是批评家讨论问题的语气呢？
问题可以分几个层次来分析。首先，年轻人是否在用王小波的小说在进行“性启蒙”？我想，吴老与年轻人是隔膜的，而且不是一般的隔膜。在如此隔膜的情形下，站出来充当年轻人的代言人、保护者，多少有点不合时宜。就在吴先生居住的中关村的大街上，有许多的人在推销“带色”的光盘。刚打发走一个，另一个又凑上来，压低嗓音问：“要毛片吗？”可以说，有电脑的年轻人，很少没有看过毛片的。近来网络上的色情内容也如洪水泛滥。在这样的背景下，王小波的几本小说中的几段性描写算得了什么呢？年轻人们才不以为然呢。可惜吴先生宛如“不知有汉，无论槐晋”的桃源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