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外呢？独立的姿态需要坚韧不拔的毅力来保持，而依附却能一劳永逸，心宽体胖。
然而，独裁者与奴隶之间并非全是“蜜月期”。1959年钱穆赴台，蒋氏在召见中突然问：“汝是否有反对我联任之意，并曾公开发表文字？”钱氏心凉胆战，忙答并无此书。蒋随即起身向书架取书。钱穆赶紧解释说，那是1950年在香港时写向政府进忠告，并非为选举总统事而发。那篇文章，其实仍是拍蒋的马屁，希望蒋功成身退，“抽身事外，无形中在精神上可以鼓舞中国人，可以让中国人心中多一成功的象征人物，来增添信心，增添活力。”没想到马屁拍到马腿上，独裁者素性是大权在握、至死方休的，你叫他“适可而止，急流勇退”，他就会给你颜色看。。已胆俱裂的钱穆连忙摇身一变，慷慨激昂地说：“然而情势所迫，以至今日，总统在此奠定一复兴基地，此又是总统对国家一大贡献。然而多数国人，终不许总统不继续担负此光复大陆之重任。担负此重任之最适当人物，又非总统莫属。”独裁者的猜忌之心十年未消，而钱大师曲学阿世之态，宛在目前！更为可悲的是，钱大师一点也不觉得这有什么可耻的，还在回忆录中写得眉飞色舞、涕泪纵横。做奴隶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麻木到自己内心中真把自己当成了奴隶。
海子，原名查海生，1964年生于安徽省高河镇查湾，一个地地道道、完完全全的农家孩子。1977年，15岁的海子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在宁静的湖光塔影之间，他开始写诗，开始用诗来解答哈姆莱特那个古老而艰巨的命题：“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个问题。”在他的笔下，中国当代文学中第一次有了纯粹的诗歌。天才往往是以一种隐秘的方式诞生的。海子在粗糙的稿子上涂满潦草的诗句，在鸡毛满地飞的90年代，当我们像拾起稻子一样拾起这些诗句的时候，我们将泪流满面地体验到“不是我们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太快”，唯一不变的只是海子和海子的诗。像我这样一个悲观的人，完全有理由下这样的断言：海子是20世纪中国最后一位诗人。
1989年3月36日，当外面的世界还很热闹时，一个相貌平凡的青年捧着厚厚的《圣经》躺在山海关冰冷的铁轨上。火车呼啸而来，作为物理意义上的生命在那一瞬间被碾得粉碎，溅起的鲜血，是抒写在北中国大地上最后一行最崇高的诗句。这位叫海子的天才诗人，留给我们的却不仅仅是一具惨不忍睹的尸体。
于是，他真的不回来了，真的解脱了。这是一个他早已洞悉的宿命。我不得不相信宿命的存在。否则，这个沼泽地一样的世界L，怎么会有徐志摩这样一个不湿鞋袜的人来走一遭呢？
——徐志摩
要真正让善良成为一种受人尊重的美德，前提就是要对丑恶有轻蔑的勇气。王宝森案件被揭露出来后，对其轻蔑者少，而羡慕者多，“能派专机接港姐来玩弄，能有几百亩地的别墅，死也值得了！”这是百姓们茶余饭后的惊叹。有这样的社会心理机制，恶焉能不泛滥？到头来受恶的折磨的还不是小百姓自己。因此，轻蔑是当1‘我们最急需的情感——过街老鼠，倘若人人喊打，它不等真的拳头挥上来，早就吓得肝胆俱裂。
这是一个无法摆脱的悲剧模式，徐志摩深深地陷到了漩涡之中，每一次的挣扎反而加速漩涡的运转。徐志摩本不该来到这么一个世界的，就好像一粒沙落进眼睛里肯定会被流出的眼泪冲走一样，他只能被当作异端。不设防的城市往往招致最猛烈的攻击，这是一种他怎么也参不透的逻辑。进入30年代以后，徐志摩开始感到，尽管诗歌弱小的翅膀在那里扑腾，还是没有力量带整份的累赘往天外飞。“太丑恶了，我们火热的胸膛里有爱不能爱；太下流了，我们有敬仰之心不能敬仰；太黑暗了，我们要希望也无从希望。太阳给天狗吃去，我们只能在天边的黑暗中沉默着，永远的沉默着！这仿佛是经过一次强烈的地震的悲惨，思想、感情、人格，全给震成了无可收拾的碎片，再也不成系统，再也不得连贯，再也没有发现。”当每个聪明的成年人都对皇帝的新衣赞不绝口的时候，那个喊出“什么也没有看见”的孩子的下场也就可想而知了。在这一点上，徐志摩很像安徒生——既深味人世的苦楚，又保持不老的童心。然而，长不大的彼得·潘毕竟只是一个遥远的神话，徐志摩则是一棵无法与土地告别的树。追求了一辈子的美，突然发现面前傲然开放的是一朵恶之花。我们无法揣度他当年的心态，而好友梁遇春的回忆录中，印象最深的一幕是徐志摩拿着一枝纸烟向一位朋友借火时说一名话：“Xissica the fire”。人世间的经验好比是一团火，许多人都敬鬼神而远之，隔江观火，拿出冷酷的心境会估量一切，不敢投身到轰轰烈烈的火焰里去，因此这个暗淡的生活，简直没有一点光辉。“只有徐志摩肯亲自吻这团生龙活虎的烈火，火光一照，化腐朽为神奇，遍地开满了春花，难怪他天天惊异着，难怪他的眼睛跟希腊雕像的眼睛相似，希腊人的生活就像他这样吻着人生的火，歌唱人生的传奇。”还是梁遇春看得真切透彻，徐志摩的血液里，真有希腊人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