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掩耳盗铃的做法。加梁说过：“作家是不可能有希望为追求自己宝贵的思想和形象而远离尘嚣的。”爱默生也认为：“学者理应成为思想的人。其责任可以归纳为‘自信’。学者的职责是去鼓舞、提高和指引众人，命令他们看到表象之下的书实。”中国读书人，缺乏的正是这样二种对知识和世界的态度。
按理说，最好的文章是少年人作的。本世纪写散文写得最好的，梁遇着该算一个。梁遇春最好的散文都是二十多岁的时候写的，那时他只是北大的一名学生，但他的文章几乎比所有的老师及老师的老师都写得好。“通常情侣正同博士论文一样平淡无奇，为着要得博士而写的论文同为着结婚而发生的恋爱大概是一样没有道理罢。”什么是才气？什么是智慧？什么是好文章？这就是才气，这就是智慧，这就是好文章。
不少人称赞李老的文章“平淡”。什么是平淡‘Z周作人的文章、俞平伯的文章，那J‘叫平淡，能让你反复咀嚼、体味。平淡不是没有味道，周作人、俞平伯的文章有回味悠长的“涩味”。相比之下，季文只能针是文从字顺而已，一张薄纸，看得到背面，背面没有什么东西。佛家有所谓“黄龙三关”之说，曰：第一境界是“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第二境界是“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第三境界是“见山又是山，见水又是水”。第三境界与第一境界看似一样，实则有天壤之别。如果说知堂散文真是第二境界；那么季老的文章确实是第一境界。做文章与做学问不一样，做学问最重要的是勤勉，做文章最重要的是才气，季老学问做得好，但做文章的才气明显不够。
张中行先生有不少好文章，但大多数马马虎虎。当然，先生不是张狂之辈，他给自己的文章定位为“琐话”，也就是细碎的闲话。说闲话，当然是无话也得找些来说，有两三句话，便尽量拉长聊上两三个钟头。文章水份重了，但有水份方能显出“闲适”的氛围来。张先生的文章，佳处在于平等，缺憾也在于平等。他不倚老卖老、木板着面孔教训人，使人如坐春风，如沐秋阳，这种平等是一种了不起的境界，比起得理不饶人，自以为是得道圣人的韩愈来，要亲切得多。但是，文章毕竟不能等同于讲故yi，“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老和尚给小和尚讲故事，讲的是什么……”这样一来，读张先生的文章眼看电视、看球赛、听音乐。打扑克没有什么两样了，都是为了消磨时光。第一流的文章，还需要有智慧的光芒，宵“为有源头活水来”的“活水”——张老的文章中，这两者多多少少有些缺乏。
姜不一定是老的辣，只不过人们没有尝过嫩姜罢了。一个有生气的时代，必是少年文章群星灿烂的时代，如初唐有神童王勃，一篇《础王阁赋》，哪个老人敢与争锋？“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纯是少年人的眼光，少年人的豪气！相反，一个没有生气的时代，必是老年文章汗牛充栋的时代，如清代有80岁的老诗翁乾隆，千首万首，全是豆腐丝（诗）萝l、丝（诗），哪一句能流传后世？
历史是无法责怪的，因为历史无法选择。性格也是无法责怪的，因为性格同样无法改变。究竟是曹禹欠我们些什么，还是我们久他更多？他的局限之于他的成功，就像硬币的两面。在这生存的体论中，我们不必纠缠于合理或不合理，更不要可笑地提出诸多假设。曹禹就是曹禹。他是独一无二的。正因为是曹禹，他晚年不得不独自一人面对潮水般的悲情。杜鹃声声，他分不清足梦或是现实。“人老了，丑，没有一点可爱的表演，上帝把你的丑脸都画好，让你知道自己该死，该走了。”这是戏剧大师最后留给世界的话。
张中行先生的文章倒还有几分味道，季羡林先生的文章就更等而下之了。张文如酸梅汤，季又如内开水。我并没有侮辱手老的意思，白菜萝卜各有所爱，我有不喜欢李老文章的自由，也有提出我的看法的自由，想法、学界泰斗的季老本人看，也不会怪罪下来。作为翻译家、语言学家的丰老，我是打心底里佩服的，但说到散文，我则认为，李老算不得好的散文家。
其他如张岱年、钟敬文、南怀道等老先生，文章与张、季老相似，没能避免遗老气、方巾气、布头气。到底是老了，虽不至于江郎才尽，也难有昔日的意气风发，这是自然规律使然，任何人都无法抗拒。如鲁迅，50多岁时写的大部分文章就远远不如、的时代；如海明威，到了“写不出来”的时候，烈性汉子居然举枪自找！所以，我并不是要苛责诸位老人。我想说的是后半句话：我们这个时代，为什么没有梁遇春和梁启超的文章？
我翻了好些本老人写的文章，实在觉得不怎么样。中华民族有敬老的传统，这我知道，但我更爱真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老先生们的文章，我只喜欢金克木一个人的，喜欢里面的智慧和幽默，生机和顽皮，金先生该是老顽童一流的人物，故老来仍能作好文章。其他请老就不行了，年纪一大，才思衰退，偏偏不肯承认，打肿脸充胖子，写不出来依然“硬写”。我佩服他们不服老、不偷懒的精神，但他们的文字确实让我无法卒读。
也许软弱是人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