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中国，鲁迅堪称彻头彻尾的叛徒。先生逝世前所写的《状吊》，是一篇奇怪的文章。女吊是绍兴地方戏里的女鬼角色，即“带有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那时，先生的生命犹如一盏即将燃尽的油灯，童年的记忆浮出昏浊的冰层，那长袖飘飘的女吊，一直就深藏在他心灵的深处。
歌德说过，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长青，葛兰西的思想是可以质疑的，但葛兰西“叛徒”的人格将像恒星一样永恒地闪烁。
弟子们劝苏格拉底逃走，他坚决地拒绝了。他将以他的死来申明民主的不完善、法律的不正义。这是一个人对人类的背叛。正因为有这样的背叛，人类才意识到自己的局限和幼稚。当太阳落山的时候，他换上雪白的长衫，静静地接过毒芹计。喝下之前，他还微笑着欣赏碗上清晰的花纹。饮完之后，他开始在站成一排一动不动的朋友们面前走来走去。然后，他慢慢地，吃力地走近床边，躺下了，把一束黄金花紧紧贴在胸前。
1944年7月20日，施陶芬贝格上校在大本营企图用炸弹炸死希特勒。暗算失败了，希特勒狂怒之下，立即将二百多人处以绞刑。此外，在几周的时间里，有近五千人在集中营和监狱里被杀害。就实际意义来说，施陶芬贝伯格爵未能实现他的暴动计划，但他们的“叛国”终于使神话崩溃了。行刺前夕，东线的特雷希科这样告知在柏林的施陶芬贝格：“行刺必须进行，不惜任何代价。即使不成功，也必须在柏林行动。因为问题已不再在于具体目的，而是德国抵抗运动在世界和历史面前敢于作出这一决定性的举动。其他一切都是无足轻重的。”我想，当施陶芬贝格面对瞄准他的步枪的时候，他一定在微笑。他做完了他该做的一切，他以自己的背叛交匕了一份致历史的厚礼。
加尔文的手已经卡在最危险的叛徒——主张宽容的卡斯特利奥的喉咙上。看来，监狱和火刑柱是这名叛徒的归宿。幸运的是，上帝拯救了他真正的信徒。1563年12月29日，卡氏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年仅48岁。
世间没有绝对的真理，只有绝对的追求真理的人。
增田涉在《男迅印象》中说：“他的风貌变得非常险峻，神气是凛然的，尽管是非常战斗的却显得很可怜。”人们只注意到先生伟大的一面，却看不到他“可怜”的一面。我相信，越到晚年，先生越发“可怜”。活在这样的地方，活在这样的时代，他大口喝酒，大口吐血。许广平说，鲁迅“成天靠着藤椅，不食不言。铁青的肉色，一动也不愿动，看了真叫人难受”，许寿棠也看见鲁迅“神色极惫，不愿动弹，两胜瘦得像败落的丝瓜”。这是怎样一种可怜呢？最后，先生连人也不想做了，想做鬼，做“女吊”，因为“女吊”决绝于恶的人世。
审判前夕，葛兰西给母亲写了一封信，这无疑是一篇可与《神曲》并肩的文字：“我希望您很好地理解，从思想感情上理解：我是政治犯，也将作为政治犯而判刑。对此我没有，永远也不会有任何值得羞愧的地方。说到底，在某种程度上是我自己要求被关押和判刑的，因为我从来不想改变我的观点。我已准备为我的观点贡献生命，而不仅仅是坐牢。我只能感到平静，并对自己感到满意。亲爱的妈妈，我真想紧紧地拥抱您，以便使您感到我是多么地爱您，多想安慰你，因为我给您带来不幸，但我只能这样做。生活就是如此，非常艰难。儿女们为了保持自己的荣誉，保持自己做人的尊严，有时不得不给妈妈带来极大的痛苦。”读着这样的文字时，我想起了林觉民的。林觉民感情澎湃。葛兰西却镇静如磐石，一点也没有意大利人的浪漫，也许苦难早早地将他导入澄明之境。
他的对手是加尔文，是日内瓦政教会一的最高统治者，是拥有数百万信徒的新教教宗，是权力足以同罗马教皇抗衡的大人物。这是一场“苍蝇撼大家”的劳而无功的战斗：宗教宽容对不宽容，自主对监护，人道对盲信，个性对机械一致，良心对暴力。就物质力投来说，人类社会的任何一个时代，后者远远比前者强大。
尽管祭司宣布，苏格拉底是最聪明的人，但他自己强调说，他不是有智慧的人，他并不拥有真理，但他是一个探索者、研究者、真理的热爱者。他解释说，这就是“哲学家”这个词所表达的意思，即智慧的热爱者，智慧的寻求者，而与“智者”相反，即与自称有智慧的人相反。他认为，政治家必须是哲学家——他们还有重大的责任，它们必须是真理的探求者并且知道自己的限度。
1943年7月23日，慕尼黑大学哲学教授胡泊因为参予组织地下抵抗运动，被纳粹以叛国罪处以极刑。审判他的军官百思不得其解：你是纯种的日尔曼人，又是有名望有地位的教授，为什么要跟叛徒搅和在一起呢？是不是受了蒙蔽和欺骗，或者一时失足？
在普遍的效忠声里，也出现了不和谐的背叛者的声音。这些声音，在阴暗的集中营里和空旷的刑场上回荡着。
1937年4月27日，葛兰西死于突发性脑溢血，享年46岁。死前，他已预料到法西斯可耻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