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上慷慨颇司：“弱冠以来，反抗清帝，反抗北洋军阀，反对封建思想，反抗帝同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同，实现自由社会。”他的热情从未冷却，难怪比他小得多的胡适也羡慕他的“年轻”。学生博斯年谈论世界大势，悲观地说：“十月革命本来是人类命运一大转机，可是现在法西斯的黑暗势力将要布满全世界，而所谓红色变成了比黑色势力还要黑，造谣中伤、倾陷、惨杀……我们人类恐怕到了最后的命运！”陈氏却坚定地说：“即使全世界都陷入了黑暗，只要我们几个人不向黑暗附和、屈服、投降，便能够自信有拨云雾而见青天的力量。”
《独秀文存》是本世纪中国最好的文集之一。1939年，周恩来等劝陈去延安，当时中共中央想把陈弄到延安养起来，不让他在外边胡闹。但陈拒绝了。他说，大别死了，延年死了，党中央里没有他可靠的人7，“他们开会，我怎么办呢？”结果不欢而散。中共领袖们没有读过《独秀文存》，他们没有看透陈独秀：谁也无法把他“养起来”。同样的道理，今天成千上万的被“养起来”的文人们，能指望他们写出什么样的文字来呢？
晚年在江津的生活是凄苦的，但却是自由的。蒋介石的资助被他拒绝……胡适建议他去美国写自传也被拒绝，他只接受北大同＃和学生的帮助，晚年陈氏所做的有两件事：一是重估一切价值，“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老人一般都是知错不改的。
另一项工作是语言文字学研究。陈氏最后一本著作是《枯阴阳入互用例表》。热性的陈氏为何偏偏选择这一冷性的学问？我不是语言学家，无法评定陈氏一系列语言文字方面著作的学术价值，但直觉告诉我：陈氏的选择绝非偶然。20世纪后半叶，语言学在人文科学中成为显学，思想的突破首先在语言学中实现，若干思想巨匠都是语言学家，如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福柯。罗兰·巴特、哈贝马斯……陈独秀选择语言学，并非陶渊明式的。寻找一条自适之路、一处温馨桃花源，而是与他登上新世界的屋顶散发传单的行为一样——高屋建飒天地大气的分合汹涌，只有真正的“龙”才能体验到。整个20世纪，中国人过的都是“虫”的生活，有几个称得上“龙”的人呢？
“除却文章无嗜好，世无朋友更凄凉。诗人枉向伯罗去，不及刘伶老醉乡。”后两句是牢骚，当不得真；前两句则是心里话，令他的朋友们汗颜。
作为一名享受着文科学长盗来的火种的后辈学子，我在一个特殊的日子里——1997年6月4日，陈独秀逝世55周年（5月27日）后一周——写下我的纪念文字，也写下我对民主和光明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