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向普罗米修斯那样，日复一日地忍受被苍鹰叼走心脏的痛苦。听到日军侵占新加坡的消息后，他静静地喝完最后一杯酒，向妻子微笑，相互告别。
那天，阳光灿烂，枪声清脆，流亡到此为止。
与茨威格对流亡的拒斥相反，同为犹太人的索尔·贝娄却选择一厂自觉的流亡—一在他的作品中。贝娄一生在芝加哥大学里过着平静而优越的学院生活，但他笔下的主人公个个都是不折不扣的流亡者。在浪荡与漂泊中，这些志高运坏、事与愿违的人物坚韧地忍受折磨，嘲笑着自己接二连三的挫败。
《偶王汉德逊》塑造了一个既成世界的背离者的形象。贝娄认为，根深蒂固的位移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明显的表征，“谁也不能真正在生活中占有一个地位，人们都觉得占据了正当的属于旁人的地位，到处都是离开原位而被取代的人。”拥有亿万家私、美满家庭的汉德逊应当满足了，可他仍然不满足。他的灵魂被贪得无厌的声音“我要！我要”所咬啮着。他对自己目前的生活烦得要命，他是千千万万正在萎缩的灵魂中的一个。他离开美国，走向非洲，走向原始森林中的狮子与酋长。汉德逊的流亡不同于此前所有人的流亡—一没有人迫害他，他也不缺少自由。流亡的原因只有一个：有诗人气质的人不可能适应散文的世界。
在实用主义泛滥的美国，当一个诗人，要干学者的书，女人的＃，教会的＃。俄狄甫斯感动了木石，然而诗人们却不会做子宫切除手术，也无法把飞船送出太阳系。奇迹和威力不再属于诗人。诗人之所以受到“爱戴”，正因为他们在这方面无能为力。诗人的存在，仅仅是为某些人的玩世不恭辩护。那些人说：“如果我不是一个寡廉鲜耻的下流胚，不是一个讨厌鬼，不是一个贼和贪得无厌的人，那么我就不会取得成功。看看那些善良温顺的人吧，他们虽然堪称我们中间的精华，但他们却都被挫败了。可怜的傻瓜们！”汉德逊是个成功者，但诗性仍然顽强地与他的成功作对。他是犹太人，他也是诗人，这就注定了他不可能是一名“完美”的成功者。他孤独得可怕，而且恐惧，他对行为缺乏信任，对自命为英雄的行径表示怀疑。他想实现尊严，并给生命加上一种道德的量度。这一切，只有在疏离于“文明”的流亡中才有实现的可能性。
贝娄笔下的流亡者都是“受苦和受辱的学徒”。作为一名心灵敏感的犹太人，贝娄保持了一种在盛世中的木口感。他看到，一般公民已经获得自由，不再像兽类似的每日劳役，天天都有奢侈的生活供人们享受，可是每个人都发现自己悬空吊在新的安适之中，看不出应该享有此类生活的权力或理由。这样便导致了具有反讽意味的结果：新获得的自由反而使人们更加孤立，更加受制于权力。“人不能单独地生活，而应兄弟般地生活。”流亡的汉德逊们终于悟出这样的道理。回荡在他耳边的声音“我要！我要！”变成了“他要，她要，他们要。”生命的意义在艰苦卓绝的流亡的过程中凸现出来，我们都有一个“值得为之奔波的命运”。流亡是渺小的人与命运所作的最后一搏。流亡的动因各不相同，流亡导致的结果却大致相同—一那就是具有金刚石般的品质、文化与思想的诞生。伟大的流亡者们以流亡的行动来作为思想的前奏曲。所有的钟声在那一刹那间响起，流亡者们在路上聆听到钟声，清醒地知道：伊甸园是不存在的。流亡的姿态呼应着流亡者身L某种神圣的素质。能够改变什么，不能够改变什么，关于这一点，流亡者要流亡很多年才能给出真正的答案。
一部呆板的历史，因流亡者而生动。
一部虚伪的历史，因流亡者而真实。
一个平凡的人，因流亡而拥有不平凡的世界。
一个软弱的人，因流亡而在火与电中迫近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