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的眼光。北大电影院里掌声响起时，除了情绪，别无他物，情绪之外，是思想的空壳。不要忘了，这部电影产自市场经济发达的香港，渲染民族主义的目的不过是投合我们迷狂的“爱国心”，多赚几个钱而已。时下，有诸多学者谈“超越五四”、“走出五四”，口号倒是很响亮，依我看，“超越”、“走出”还远远谈不上，现在是老老实实地坐下来“认识五四”的时候了。
不久前报纸上刊登了一则不起眼的消息：阿根廷陆军司令承认，军入政权期间阿根廷有3万多人被杀害。1973年3月，阿军人政变推翻庇隆夫人的文人政府，解散议会，禁止一切政党活动。不到10年间，军人政府先后逮捕5万名左派人士、进步知识分子、学生和市民，他们中的大部分在受尽酷刑后，被装上直升机，分批扔进浩瀚的大洋。在给他们家庭的通知里，只有“失踪”这个最简单的解释。
读到这则报道时，是一个炎热的夏夜。突然之间我有一种凉入骨髓的感觉。想想那麻袋中的活人被扔进大海时的场面，那响彻天空与大海之间的惨号仿佛索绕在我的耳边，那入水时溅起的水花仿佛也飞溅到了我的脸上。我又想起50年前柏林那阴沉沉的地堡里，希特勒向自己的太阳穴开枪的时候，眼光依旧如鹰隼一样冷酷强悍。他是以一种心满意足的而并非绝望的的心态结束自己的生命的，他也许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虽然死去，但法西斯主义并不像陪葬品一样消亡。法西斯的幽灵将徘徊在整个20世纪人类的历史里。
我宁愿以宽泛的视角，从文化——心理层面来剖析法西斯主义。从中非以吃人为乐的皇帝博萨卡到拉美文豪阿斯杜里亚斯笔下的“总统先生”，从斯大林发起的肃反运动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其内核都与法西斯紧紧相联。正是在这一系列的历史断裂处，我们看到了人类文明所共通的缺陷与危机。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在中写道，每一个时代，每一种文化，每一种道德风俗与传统都有自己的方式，都有与之相适应的温和与严厉，美好与丑陋。只要当两个时代，两种文化与宗教相互交错的时候，一代人失去了一切本来是理所当然的东西，失去了一切惯例，一切安全感和纯洁无邪。于是，地狱之门就打开了。这里，黑塞敏锐地预见到法西斯产生的社会基础：动荡时代里失去根基，失去希望，惊恐交加的人群。
20年代末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将恐怖笼罩在每个德国人的头上，经济基础的瓦解引发了上层建筑的崩溃，文艺复兴以来人的神话破灭了，康德那曾被奉为圣经的名言：“人是一种如此高尚的生物，所以他不能只被当作他人的工具”，现在已被雨打风吹去。在风雨飘零、朝不保夕之中，秩序与自由变得无足轻重了。人为的法律最主要的功能是划定某种界限，在界限之内建立起人与人沟通的孔道。而在恐惧中孤立的人误把“界限”当作灾难的根源建立新的“最高秩序”时，便在选票上虔诚地填上了他的名字——有什么比“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字眼还要诱人呢？即使是那个时代的精美人物，如海德格尔、庞德等人也义无反顾地加入这一历史逆流之中。俄国哲学家洛斯基痛苦地检讨这段历史时说：“恶魔不是以魔术来征服人的意志，而是以虚构的价值来诱惑人的意志自觉服从它。”波兰哲学家柯夫斯基是集中营里的虎口余生者，他的体验更加真切：“恶魔声称他们是出于大爱才对你们行恶，他们要解救你们，给你们提供心灵的帮助，给你们带来伟大的学说，让你们灵魂开启。恶魔这样声称时，他们并没有说谎，他们相信自己是天使般的，并早已打算为自己崇高的事业献身。”那么，这种“崇高的事业”是如何*呾淆善恶，深入人心的呢？
二、“我”与“你们”的深层结构
季羡林先生在（留德十年）中深情地回忆了20年代在德国的留学生活。那和蔼可亲、关怀备至的房东太太，那机灵活泼又带几分忧郁的德国同学，那一丝不苟做学问，把东方青年视若己出的老教授……人们是那样地善良、聪明、彬彬有礼、温文尔雅。于是，一个最大的悻论产生了：为什么具有高度哲学、科学和艺术修养的德意志民族会被纳粹组织成一架疯狂的杀人机器？为什么平时爱好文学与音乐的市民面对惨绝人寰的种族灭绝的悲剧，居然会无动于衷，甚至助纣为虐？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在恶劣的环境中保护犹太血统的妻子，因而被解除教职，逐出大学，差点付出生命代价。然而，正是他第一个开始深刻的忏悔。1945年底，在一片废墟与墓碑之间，雅斯贝尔斯发表了《德国人的罪责问题》。他指出，除了负有法律上罪责的战犯以外，全民族中所有没有公开反对纳粹的人都不可推卸地负有政治上、道德上和本体上三个层次的罪责。因为罪责是全民性的，对它的惩罚也是全民性的。这种忏悔已经不仅仅是忏悔了，雅斯贝尔斯将铁锹深深地挖向法西斯主义盘根错节的根系。
希特勒在一次对闪电部队的讲演中，有一句流传甚广却未被深入剖析的名言：“你们所有的一切透过我的存在而存在；我所有的一切也透过你们的存在而存在。”这里，“我”与“你们”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