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候，并不意味着我对世界的认识出现了障碍，恰恰说明我为表层后面的真相所震惊。
钱钟书。吴组湘先生是钱钟书先生的同窗学友。在一次同学会上，两位八旬的老人拥抱在一起，吴先生却说了一句冰冷的话：“你的著作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自己。”事后钱先生寄了一套厚厚的《措锥编》给吴先生：‘我的书，你都没读懂卜’不平之气，溢于言表。吴先生去世了，而钱先生成了一个活的神话。吴先生去世后，没有人敢质疑这个神话。于是，神话越传越神奇。据说钱先生曾在病房用蛋糕砸到记者的摄像机镜头上，众人五体投地，这年头，谁不想上电视亮亮相？但我总觉得这些故事像是变了味的美酒，姜太公早就酿过了。你姜太公不愿钓鱼，也没有人强迫你钓，你何必垂着敲直了的鱼钩整天坐在水边？我想起了《北山移文》。
无疑，钱钟书是一位优秀的学者。但他并非奥林匹斯山上的神祗，否则在那些悲惨的日子里，他何必拼命《抓牦选》英译本编委会负责人这根救命的稻草呢？钱先生字默存，然而，要是他真的保持沉默，他就不可能生存下来了。
大学者，除钱钟书外。还有陈寅格。扣年代初。新政权邀其北上任学术要职，陈氏却要约法三章：“不学马列，不参加会议，不见高官显贵。”如此不识时务，日后只能落得个目盲脚腹的悲惨下场。“读史早知今日率”、“读书久识人生苦”，看透人世沧桑而不作乡愿之人，这需要阿基米德支起地球的勇气。
在《柳如是别传》中，我读出了陈寅惜的面貌音容；在《借锥编》中，我读到了密密麻麻的注释，而钱钟书自己的面目却模糊不清。
思想：在黑暗中触摸每一张息息相关的面孔。一只铁栅栏中伸出去的伤痕累累的手。
当一个学者思想枯竭的时候，也就是他在报纸上给青年学生开“必读书目”的时候。
余英时先生在他的著名的论文《“五四”文化精神的反省》中说：“‘五四’乃是一个早熟的文化运动，先天不足而且后天失调。”久居美利坚的大学者并不理解中国：倘若先天足而后天调，那就不叫“五四”运动了。在中国，只有宫廷政变是“先天足而后天调”的。
《街道》杂志报道，1996年8月15日，在上海商业超市供配货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办公室内，翰维广告公司的沈双为一生首次下跪，成了上海第一个向客户下跪的广告人。
6月17日夜起，沈双为连着干了3个通宵，及时将广告策划书交到对方进出口部经理手中，开价1．2万元。但对方却以种种理由推托，迟迟未能付款。当沈第11次踏进该公司时，仍吃白板。此时沈突然下跪，达5分多钟。沈认为自己选择这种“斯文扫地”的形式绝非仅仅为了1．2万元。他多次对该公司经理们重复了一点：请尊重我的智力劳动。
读着这则报道，我的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古人说，男儿膝下有黄金；今人则说，人入膝下有尊严。沈氏之举动，自己首先放弃了自己的尊严，别人怎么可能尊重你的智力劳动呢？报道的行文，好像十分欣赏沈的“敬业精神”，有意为其立一个“下跪牌坊”。
中国人总爱下跪，一见清官大老爷膝盖就不由自主地软下来。下跪便表明自己是弱者，是正义的，是值得同情的。下跪包蕴了极为丰富的身体语言，它将评判是非的标准悬空了，它给人以这样一种误解—一人家都已下跪了，你还不满足人家的要求，你是人还是畜牲？
报道说，这是沈的第一次下跪，我怀疑；报道说，沈下跪不是为了1．2万元钱，我更怀疑。
这样的敬业精神泛滥起来实在有些可怕。我们便成了乞丐的国度。
异曲同工，在1996年9月11日的《南方周末》上又看到这样一则报道：“‘不跪的人’上学了”。说的是韩国女老板让中国工人下跪时，唯一不下跪的打工仔孙天帅，最近被郑州大学录取。10月7日，郑州大学现代管理学院专门为孙天帅举行了入学仪式。郑州大学学生处处长将“郑州大学”校徽戴在孙天帅胸前。郑州大学现代管理学院院长说，孙天帅可贵的气节正是我们民族的脊梁，他的行为正是我们这个民族所具有所表现所呼唤的，同时也是现今社会有些缺乏的，我们免费接收孙天帅入学，是对他这种不卑不亢的民族气节的推崇和彰扬。
我读到这则报道时，也有一种不对味的直觉。就好像一道精美的某，各种佐料放得恰如其分，但一入口味道便令人皱眉头。孙天帅的民族气节固然令人钦佩，但品德高尚并不能说明他具备了读大学的文化素质，报道没有指出孙天帅所受的教育程度，大约是不便提及。大学不是树贞节牌坊的地方，也不是先贤词，它仅仅是一个教育机构。70年代工农兵大学生的“炮制”，效果如何，大家都知道。
物以稀为贵。道德、品质、气节这些东西是这个时代缺乏的东西，假如把它们当作进入大学的通行证时，它们自身的价值也就被颠覆了。因为知识与道德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判断标准：有人有知识而无道德，有人有道德而无知识，有人既无知识又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