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长时间动摇后，他拒绝乘飞机，决定改乘火车。代表团甚至开会都迟到了，准备得这么长久，一切都作了检查。一贝利亚报告说：准备了一条专线，专门的列车，装甲的底部。在离柏林的每一公里上站有约15名士兵，并有数辆装甲车护送。在波茨坦，有内务部所属的7个精锐团围成了3个圈守卫着他，而契卡分子又有多少。可是别人的生命对他来说只是官方不公开的统计学范围的事。
生命可贵。
记得拉练途经冒险体验矿工的生活，带我们参观的一名工人师傅说，他们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害怕了。井下暗无天日，漆黑一片，谁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塌方呢？瓦斯灯下，他安祥的笑容显得那样动人。我闻到他身上呛人的烟味和汗味，暮然觉得这个陌生人的生命与我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
十五
真正的太平盛世里，政府官员即使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民众也并不一定要赞扬他，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他份内的事。吏治败坏的时候，“清官”也就出现了，因为“清官”的所作所为实在是出人意外。
中国人的“清官”情结，只不过是对意外的憧憬而已。当电视连续剧《包青天》风靡大街小巷的时候，我充分体验到“子民”的辛酸。
十六
孔夫子所说的“礼崩乐坏”的时代，却是百家争鸣的时代。
十七
我对“学术”总持怀疑的态度。学术繁荣的时代，往往是思想匾乏的时代。在清代，学术大师们舒舒服服地做亡国奴，舒舒服服地搞学术研究。音韵、训信、版本、文献终于掩盖了扬州嘉定的血与火，掩盖了三寸金莲与猪尾巴。
十八
刘再复先生在议论二十五种《怪人论》中指出：“就是在同一个北京大学．在蔡元培的时代里，教授们都有很多故事，在他们之后，还是一些教授，如顾颉刚、梁漱澳等，也有很多故书。然而奇怪的是，到了本世纪的下半叶，北京大学的教授们似乎没有故事了。他们除了著书、教学和写自我批判的文章之外，顶多还留下一些‘思想改造’中的笑话，没有属于自己的故事。”
读张中行先生的杂文，写及红楼的点滴旧是非功过，尤其令人神往。特立独行之士、异想天开之论，比比皆是。又读汪曾祺的散文，追忆西南联大的校园琐事，同样让人心仪。困窘中的尊严，苦涩中的幽默，乃见中国“新型知识分子”之人格独立。大，“好听”的课和值得崇拜的教授如同凤毛群角。老先生方方正正，年轻教授也学会了照本宣科。斟词酌句。
如果每个教授都变作了同一个面孔，那么北大和别的学校又有什么区别呢？这是针对北大而言的。刘再复先生则看得更远，他引用了密勒的名言：“一个社会中，怪僻的数量一般总是和那个社会所含的天才异秉、精神力量和道德勇气的数量成正比。今天敢于独立怪僻的人如此之少，这正是这个时代主要危险的标志。”
我想寻找北大的故事，今天的北大的故事。
十九
一天晚上，我经过一片建筑工地。一座巨型大厦即将完工，旁边有一排破旧底矮的房屋。其中，有一家小杂货铺，门口摆着一台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电视机前，里三层外三层围了四五十个衣衫褴褛、瑟瑟发抖的民工。他们睁着眼睛贪婪地看着，尽管小小的屏幕上布满雪花，画面模糊不清。然而，好恶却由不得他们，杂货铺的主人可不管他们喜不喜欢看，啪地一声就调到另一个频道去了。一阵轻轻的惋惜声之后，他们又津津有味地看下去。那天晚上，气温是零下好几度。
这是一群无声的人。在这座一千多万人口的巨型都市里，他们数量巨大，他们干着最脏最累的活，却遭到蔑视和厌恶。他们从来不说话，也说不出话来。没有人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他们有什么痛苦与欣悦，烦恼与快乐。于是，他们只好围着一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机，从这个窗口仰望都市。
在这一瞬间，我理解了福柯的伟大。他以自己毕生的精力为监狱的犯人说话，为精神病院里的病人说话，为现代社会一切失语的人说话，他是20世纪真正的知识分子。在这一瞬间，我想起了波普对“历史”愤怒的指责：“这种残酷而幼稚的事件几乎从来不涉及真正在人类生活领域中发生的事件。那些被遗忘的无数的个人生活，他们的哀乐，他们的苦难与死亡。这些才是历代人类经验的真正内容……而存在的一切历史，大人物和当权者的历史，充其量都不过是一出庸俗的喜剧而已。”
指责写历史的人也许过于苛刻。因为知识人同样存在着表达的困难，他们连自己是谁也搞不清，又怎能指望他们为别人说话呢？就“失语”这一点而言，知识人与民工毫无区别。
二十
二战的硝烟里，听到日本占领新加坡的消息后，远在巴西的奥地利犹太裔作家茨威格与夫人双双服毒自杀。他在遗言中写道：“与我操同一种语言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沉沦，我的精神故乡欧罗巴也自我毁灭……而我的力量由于长年无家可归，浪迹天涯，已经消耗殆尽。…对我来说，脑力劳动是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