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习惯于用前头两个所指的，以及人们经常用后头两个所指的那样。这是我经常而且用非常明显的词句解释过的，我看不出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在散步和思维之间，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散步除了行动本身之外，从来不指别的，而思维有时指行动，有时指功能，有时指寓于这个功能之内的东西。
我并没有说理智和在理解的东西是一回事，也没有说在理解的东西和理智（如果把理智当作一种功能的话）是一回事，而仅仅是当理智被当作在理解的东西的时候，我才说它们是一回事。我坦率地承认，为了说明一个东西或一个实体，我要把凡是不属于它的东西都要从它身上剥掉起见，我尽可能使用了简单、抽象的词句；而相反，这位哲学家为了说明同一的实体，却使用了另外的一些非常具体、非常复杂的词句，比如主体、物质以及物体，以便尽可能地不让把思维和物体〔或身体〕分别开来。我并不害怕他使用的方法（即把几种东西连接在一起）比我所使用的方法（即用以尽可能地分辨每一个东西）更能有效地认识真理。但是不要再多说空话了，还是让我们看看问题的所在吧。
他说：“一个在思维的东西可以是物体性的，可是他提出来的倒是与此相反的东西，而没有加以证明。”否。我没有提出相反的东西，我也绝对没有把它当作根据，我不过是完全未置可否，一直把它留到第六个沉思里才对它加以证明。
后来他说得很好：“没有主体〔体〕，我们就不能领会其任何行为〔用〕，就象没有一个思维的东西，就不能领会思维一样，因为在思维的东西不是无。”不过他接着说：“从这里似乎应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一个在思维的东西是某种物体性的东西”，这就毫无道理，不合逻辑，甚至跟通常说话的方式相反了。因为一切行为〔用〕的主体〔体〕当然是指实体说的（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是指物质，即形而上的物质说的）；不过不能因此就说它们是物体。
相反，一切逻辑学家，以及差不多一切人通常都说，实体之中，有一些是精神性的，另一些是物体性的。我用蜡这个例子证明的不是别的东西，而是颜色、软硬、形状等等并不属于蜡的形式理由，也就是说，并不属于能够领会必然存在于蜡里边的全部东西，用不着因此想到蜡，我在那个地方既没有说到精神的形式理由，也没有说到物体的形式理由。
象这位哲学家所做的那样，说一个思维不能是另一个思维的主体，这是毫无用处的。因为，除了他以外，还有谁这样装模做样过呢？不过，我在这里想要用很少的几句话解释一下问题之所在。
不错，思维不能没有一个在思维的东西，一般来说，任何一个偶性或一个行为都不能没有一个实体。行为是实体的行为。可是，既然我们不能直接认识实体本身，而只能由于它是某些行为〔用〕的主体〔体〕才认识它，那么非常合理的，而且习惯也这样要求的是，我们用不同的名称来把我们认识为完全不同的许多行为〔用〕或偶性的主体〔体〕叫做实体，然后我们再检查是否这些不同的名称意味着不同的东西，或者不过是同一的东西。
有一些行为〔用〕我们叫做物体性的，如大小、形状、运动以及凡是可以被领会为不占空间的其他东西，我们把它们寓于其中的实体称之为物体，而不能错误地以为形状的主体是一个主体，地位运动的主体是另外一个主体，等等。因为一切行为〔用〕在它们之以广延为前提这一点上都是彼此一致的。然后，有一些其他的行为〔用〕，我们称之为理智的，如理解、意愿、想象、感觉、等等，所有这些，在它们之不能不有思维或者知觉，或者领会和认识这一点都是共同的；它们寓于其中的实体，我们把它叫做在思维的东西，或者精神，或者随我们的便把它叫做什么吧，只要我们不把它跟物体性的实体弄混就行。因为理智性的行为〔用〕跟物体性的行为〔用〕没有任何关系；思维（它是各理智性行为彼此一致的共同理由）和广延（它是各物体性行为彼此一致的共同理由）全然不同。
可是在我们形成了这两种实体的清楚、分明的两个概念之后，再看第六个沉思里讲到的话，我们就很容易认识它们是一种东西或者两种不同的东西了。
“有什么是有别于我的思维的？有什么是可以说同我自己分开的？”
有人也许将回答这个问题说：我是有别于我的思维的，我自己在思维；虽然思维实际上和我分不开，可是它却和我不同，就象散步（我前面说过）是有别于散步的人一样。假如笛卡尔先生指明理解的人和理智是一回事，我们就陷入经院哲学的说法里边去了：理智去理解，观看去看，意志去愿意；
而且用恰当的类比来讲，散步①，或至少是散步的功能，去散步。所有这些事情都被弄得一塌糊涂了，这和笛卡尔先生平素的清楚明白性大不相称。
①法文第二版在“散步”之前有：“人们可以说”。
我并不反对在思维的我有别于我的思维，就好象一个东西有别于它的样态一样；可是我在那里讲：“有什么是有别于我的思维的？”这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