觭ois truffaut）的电影书，之后还为他当过翻译。或许因为这种经历，我总觉得在特吕弗和基耶斯洛夫斯基之间有着那么一种相似，尤其是当我得知基耶斯洛夫斯基看过一百遍《公民凯恩》（Citizen Kane）之后——这打破了特吕弗的纪录。他俩小时候看电影的经历都不太平凡：特吕弗成天逃学看电影，基耶斯洛夫斯基则因为穷得买不起票而只能爬上戏院屋顶，从通风口偷偷看那半块银幕。两人都是性格腼腆的自学成才者，爱看书，都编剧、执导了那种需要反复观摩方能体会个中内涵的文艺电影（literate films）。他们为热爱思考的观众拍摄有关人性弱点的严肃作品，而且经常在接受采访时提及各自对观众理解水平的信心。两人都反权威，在服兵役的问题上有过故事（基耶斯洛夫斯基靠着欺骗手段逃过了兵役）。特吕弗以爱写信而著称，死后大量信件被公之于世；基耶斯洛夫斯基也曾说过，遇到人生重要之事时，他都会以写信方式与女儿玛尔塔沟通。两人都对女儿一往情深，也都拍过与女性相关的电影，这些作品中的男性往往会笨拙地拜倒在那些女性角色膝下。
两人都可以说是英年早逝，特吕弗52岁，基耶斯洛夫斯基54岁；最后一部影片都由让-路易·特兰蒂尼昂（Jean?鄄Louis trintignant）担任主演，这两个角色也可以被视作他们各自的替身。在《情杀案中案》（Confidentially Yours）中，他扮演一名内向的杀人嫌疑犯，爱上了范妮·阿尔当（Fanny Ardant）饰演的角色，而生活中的范妮正是特吕弗的亲密伴侣。另一边，特兰蒂尼昂在《红》中饰演幻想破灭、个性顽固的退休法官，沉迷于对邻居进行监听，直至伊莲娜·雅各布饰演的女孩给他带来人性的关怀。当年，法国杂志《电视博览》为《三色》上映专门筹备特刊《基耶斯洛夫斯基之激情》，特兰蒂尼昂在接受他们采访时提醒读者要特别注意导演的节奏：“他一直让我快点再快点……就像特吕弗喜欢让演员把台词念快点一样。”［4］
他们的最后几部影片都拍得很快，至少一年一部，这多少会让人感到疑惑：两人是否都已感觉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因而才加快进度；抑或正是这种高强度的工作节奏才导致他们的早逝？1993年，我在巴黎见到基耶斯洛夫斯基时他已显得形容枯槁。我们坐在“圆顶”咖啡馆，他点了自己钟爱的鞑靼牛排，然后告诉我，他正在一面剪辑《蓝》，一面拍摄《白》，同时还在修改《红》的剧本。我母亲警告他说：“你这是在自杀。”一个疲倦的耸肩，轻轻地一挥雪茄，这就是他的全部回答。
基耶斯洛夫斯基1941年6月27日出生于华沙，从小就过着漂泊的生活。他那当土木工程师的父亲患有肺结核，常年奔波于波兰各地接受治疗，于是全家人——包括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妹妹和他那当文员的母亲——也只好跟着到处跑。他曾对记者琼·杜邦说过：“我们全家人都生病，小时候我得过肺炎。父亲得肺结核，为给他治病我们四处求医。14岁时我已搬过四十次家，总是坐着卡车或火车到处旅行，这很有助于激发儿童的好奇心。”［5］（或许正是因为当年的四处颠簸，晚年时，基耶斯洛夫斯基说过，他只想在自己位于莫索芮恩湖地区科切克的乡间别墅里安静度日，抽抽烟，看看书。）他曾进过一所专门培养消防员的学校，但他那反叛的个性只让他在那儿待了三个月，幸好如此，否则影坛很可能会少了一位伟大的导演。因为家里穷，他当时必须找一所既有奖学金又提供食宿的学校。“机缘巧合，我的一个亲戚在华沙管理一所培养剧场技师的专科学校。”1994年参加纽约电影节时，基耶斯洛夫斯基在《红》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到过这段经历；还有接受法国电视七台采访时也提到过。“要是当初这位远房叔叔掌管的是家银行的话，可能我现在就是个银行家了。”他又打趣道。
就这样，他怀着成为话剧导演的抱负，加入了国立剧场技师学院（Pansteceatralnej）。但是，想当话剧导演就必须接受高等教育，于是他决定报考电影学院，把当电影导演当作一种过渡手段。可惜，入学考试他就没能通过，只得在现代剧院（teatr spolczesny）当了一年服装师。（在这一年里，他曾为亚历山大·巴蒂尼［Aleksander Bardini］、兹比格涅夫·扎巴谢维奇［Zbignieadeusz Lomnicki］等演员设计服装，20年后他们都出现在他的电影《十诫》中！）一年后，他再度被曾培养出瓦伊达（ajda）、波兰斯基（Polanski）等电影巨匠的洛兹电影学院拒于门外，基耶斯洛夫斯基只得当了一年的公务员。之后，他第三次向洛兹发起冲击，按他自己的说法，之所以那么想进去，纯粹只是因为两度被拒。说是命运也好，决心也罢，这一次他考上了。
虽然基耶斯洛夫斯基从费利尼（Fellini）和伯格曼（Bergman）的电影中获得很多启发，但对他来说，肯·罗奇（Ken Loach of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