况要为严重了，而此种喷药以前始终是被“书本和权威们”所推荐的。他决定亲自去检查对荷兰榆树病喷药的结果。他的发现使他自己大吃一惊。他发现在托来多城能控制处理的区域仅仅是那些我们采取果断措施移开有病的树或种树的地区，而我们依靠化学喷药的地方，榆树病却未能控制。而在美国，那些没有进行过任何处理的地方，榆树病并没有像该城蔓延得如此迅速。这一情况表明化学药物的喷撒毁灭了榆树病的所有天然的敌人。
“我们正在放弃对荷兰榆树病的喷药。这样就便我和那些支持美国农业部主张的人发生了争执，但是我手上有事实，我将使他们陷入为难的境地。”
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些中西部的城镇(这些城镇仅仅是在最近才出现了榆树疾病)竟这样不加思索地参与了野心勃勃而又昂贵的喷药计划，而不向对此问题早有认识的地区作些调查。例如：纽约州对控制荷兰榆树病当然是具有很长时期的经验。大约早在1930年带病的榆木就是由纽约港进入美国的，这种疾病也就随之传入。纽约州至今还保存着一份令人难忘的有关制止和扑灭这种疾病的记载。然而，这种控制并没有依赖于药物喷撒。事实上，该州的农业增设业务项目并没有推荐喷药作为一种村镇的控制方法。
那么，纽约州怎样取得了这样好的成绩呢？从为保护榆树而斗争的早期年代直到今天，该州一直依靠严格的防卫措施，即迅速转移和毁掉所有得病的或受感染的树木。开始时的一些结果令人失望，不过这是由于开头并没有认识到不仅要把有病的树毁掉，而且应把甲虫有可能产下卵的所有榆树都全部毁掉。受感染的榆树被砍下并作为木柴贮放起来，只要在开春前不烧掉它，它里面就会产生许多带菌的甲虫。从冬眠中醒过来并在四月末和五月寻食的成熟甲虫可以传播荷兰榆树病。纽约州的昆虫学家们根据经验而知道什么样的甲虫产了卵的木材对于传播疾病具有真正重要意义。通过把这些危险的木材集中起来，就有可能不仅得到好的效果，而且使防卫计划的费用保持在较低的限度内。到1950年，纽约市的荷兰榆树府的发病率降低到该城55，000棵榆树的0.2%。1942年，威斯切斯特郡发动了一场防卫运动。在其后的14年里，榆树的平均损失量每年仅是0·2%。有着185，000棵榆树的布法洛城由于开展防卫工作，最近年来损失总数仅达0·3%，得到了控制这种疾病的卓越记录。换言之，这样的损失速度，布法洛城的榆树全部损失将需300年。
在西西里马东部的西拉库斯发生的情况特别令人难忘。那儿在1957年之前一直没有有效的计划付诸实行。在1951年——1956年期间西拉库斯丧失了将近3000棵榆树。当时，在纽约州林学院的h·C·米列的指导下进行了一场大力清除所有得病的榆树和吃榆树甲虫的一切可能来源的运动。损失的速度现在每年已降到了1%。
在控制荷兰榆树病方面，纽约州的专家们强调了预防方法的经济性。纽约州农学院的J·G·玛瑟席说：“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实际的花费是很节约的。”“作为一种防止财产损失和人身受害的预防措施，如果情况是一个死去的或受伤害的树枝，最终就不得不将这个树枝除去。如果是一堆劈柴，那就应在春天到来之前将它们用掉，树皮可以剥去，或将这些木头贮存在干燥的地方。对于正在死去或已经死去的榆树来说，为了防止荷兰榆树病的传播而迅速除去有病榆树所花费的钱并不比以后要花费的钱多，因为在大城市地区大部分死去的树最后都是要除去的。”
倘若采取了有理有智的措施，防治荷兰榆树病并不是完全没有希望的。一旦荷兰榆树病在一个群落中稳定下来，它就不能被现在已知的任何手段扑灭，只有采取防护的办法来将它们遏制在一定范围，而不应采用那些既无效果又导致鸟类生命悲惨毁灭的方法。在森林发生学的领域中还存在着其他的可能性，在此领域里，实验提供了一个发展一种杂种榆树来抵抗荷兰榆树病的希望。欧洲榆树抵抗力很强，在华盛顿哥伦比业区已种植了许多这样的树。即使在城市榆树绝大部分都受到疾病影响时，在这些欧洲榆树中并未发现荷兰榆树病。在那些正在失去大量榆树的村镇中急需通过一个紧急育林计划来移植树木。这一点是重要的，尽管这些计划可能已考虑到把抵抗力强的欧洲榆树包括在内了，但这些计划更应侧重于建立树种的多样性，这样，将来的流行病就不能夺去一个城镇的所有树木了。一个健康的植物或动物群落的关键正如英国生态学家查理·爱尔登所说的是在于“保持多样性”。现在所发生的一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过去几代中使生物单纯化的结果。某至于在一代之前，还没有人知道在大片土地上种植单一种类的树木可以招来灾难。于是所有城镇都排列着用榆树美化的街道和公园；今天榆树死了，鸟儿也死了。
像知更鸟一样，另外一种美国鸟看来也将濒临绝灭，它就是国家的象征——鹰。在过去的十年中，鹰的数量惊人地减少了。事实表明，在鹰的生活环境中有一些因素在起作用，这些作用实际上己经摧毁了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