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三省，仍去三权分立之理想至远。太宗仍是大权独揽。而且下层机构不能构成选民区，皇权凝聚于上，中国亦无分权之可能。唐太宗洽遇时会，7世纪初第二帝国组成时，既有北魏以来之均田、租庸调、府兵，又有隋朝开设的南北运河和考试制度，上下都草创，内外的威胁既除，皇帝的行动比较自由，太宗将他执行专制皇权时，稍微参酌众议，因之其皇权比较合理化，对唐宋间保持其继续开放继续增长的趋势，有真切的贡献。但是他的作为，不能做机构上的固定。
这些事迹也使我们了解以道德作执政标准的危险。这也不是说道德本身不好，可以不要。中介人类性情复杂，道德名义后面的真象不可捉摸。民国初年的军阀发通电时，无不以拯国救民为职志，其重点则是“我”为其拯救者，要是反对“我”，则是叛国殃民。也等于罗兰夫人在法国革命时上断头台前给历史留下一段见证：天下很多犯罪的事，都以自由名义行之。也等于五四运动时所要打倒的并非孔子，而系“孔家店”。西方的政治思想，坦白的承认性恶，反能造成政治体系的“制止与平衡”，使一个现代的国家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尤其值得我们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