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然是定义不明确……旨在去关心不幸者并给予他们以食物的人道主义是非常可敬的，我对于完成这些工作的人有着最大的尊敬。只是，如果不做任何事以缝合伤口，仅仅拭于伤口的血就没有必要了。如果人们继续听任利比里亚各反叛武装头目的活动，或者干脆继续武装这些无耻的匪徒，那就根本没有必要派遣医生到利比里亚去。因此，只有一种能够从源头触及事物并真正地起作用的政治改革。而从这个角度出发，民主国家的人权政治就是完全不够的。这种人权政治不过就是在人们迎接一位极权国家的领导人时或者是去见他们时作一些含糊的口头声明，而同时又匍匐在他们脚下以求获得一些合同。
马蒂厄——你向我举了西奥朗，一位与自己的思想一致地生活的悲观主义哲学家的例子。我认为，这与哲人有一个重要的区别。要做一位哲人，仅仅与自己的思想一致地生活是不够的。还必须使这种思想符合一种真正的智慧，一种将精神从所有混乱和所有痛苦中解放出来的认识，一种在人类完善中体现出的智慧。否则，极端地说，一个阿尔塞纳·吕班①，或者更糟糕，一个约瑟夫·斯大林，也能够与他们自己的思想一致地生活。说到政治制度，除了那些有兴趣让民主价值受到讥讽的人之外，任何人都不否认，在我们这个时代，民主是最健康的政治制度。然而民主，这又有点像一幢空房子……必须知道那些住房子的人将在这幢房子里干什么：他们是将要维护它，美化它，还是任它一点一点地崩溃？
①法国作家莫里斯·勒布朗（1864—1941）的小说《窃贼绅士阿尔塞纳·吕班》中的主人公，为伪君子之典型。
让-弗朗索瓦——非常正确。
马蒂厄——在人权的概念中，受到忽视的，乃是个体对于社会的责任。由于人们能够轻松地在一天之内从地球的这一面到另一面，这个世界已经“变得狭窄”了，世界责任感在我们这个世界里就变得尤其必要。非常明显的是，如果在分享这个地球的所有个体的心中没有发展一种责任感，则很难实施民主的理想。
让-弗朗索瓦——你刚刚描述的东西可以简单地称为公民责任感（civisme）。
马蒂厄——我从市镇小学里接受的公民教育课程中所记得的东西，对于我几乎没有启发！我们不可避免地重新谈到个体改善的必要性，这种改善是通过本人、通过一些与智慧或是与精神道路相似的价值实现的，当然我们在此所说的精神性并不一定就是宗教的精神性。
让-弗朗索瓦——怎么给它定义？
马蒂厄——这个问题将我们引向利他主义的概念，这种概念常常被十分错误地理解。利他主义并不是要时不时地完成一些好的行动，而是要一直担心、关心他人的幸福。这是我们社会里一种非常罕见的态度。在一个真实民主的制度中，一个社会应该在个体为自己获取尽可能大利益的愿望与全体的一致之间维持一种平衡，这个平衡规定了一种极限，超出这种极限之外的愿望都不再是可容忍的。但是很少的人真诚地关心他人的幸福。这种心理状况也影响了政治的领域，因为那些其任务是关注全体幸福的人，常常将自己的使命当成一种生涯来考虑，在这生涯中他个人占据着极重要的位置。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就很难撇开当前，尤其是他们在民众中的声望，而考虑长远地看是符合所有人利益的事物。
让-弗朗索瓦——这在政客们中确实是非常罕见的！
马蒂厄——任何一个投身于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人，其目的都不应当是赢得他人的赞誉和感激，而是要真诚地努力改善他们的命运。在这一方面，环境保护的事例就非常能够揭示一种普遍的缺乏责任感。虽然污染、动物种类灭绝、森林和自然风光破坏的有害后果是不可否认的，而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没有被否认，大多数的个人只要情况还没有变得对他本人来说是不可容忍的，都没有作出反应。一些阻止臭氧层减少的严厉措施可能只有等到普通公民不再能够进行日光浴了，等到必须禁止孩子们看天空——因为紫外线将对他们的眼睛极有危险——时，才能生效。前一种情况已经开始在澳大利亚发生了，而后一种情况也开始在巴塔戈尼亚发生了。这些后果在很久以前就是可预见的，但它们一直就没有表现为威胁到每个人的自私享受的当前危难。因此，我相信这种责任感的缺乏是我们时代最大的弱点之一。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种个人智慧和一种精神实践才可能是有用的。
让-弗朗索瓦——我完全同意……然而，人们今天在西方带着一些讽刺意味所称的“人道的权利”，还有生态主义，有点像是已经失败的社会主义政治理想的替代品。那些曾经在很长时间里是左派的人，由于不再有任何严密的社会改造的学说，就抓住人道主义和生态学，以图继续暴虐地对待他们的同类。
马蒂厄——不要过早地扼杀生态学！它还需要在力量和实效上得到壮大。我记得当我十五岁时，拉谢尔·卡尔松的书《安静的春天》出版，那个时候，一些热情地投身于大自然保护的人被视为古怪的“林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