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字母的方式在物理上进行传输，因此，当视皮层想要告诉语言区看到了一只苹果时，远程复制可能是相当重要的。既然需要复制过程，也就提示，我们所寻求的模式就是工作记忆，即活动的时空模式。难以想象除此之外“印记”还能以其他方式远程复制自身。
一种思维的达尔文模型和我对投掷动作的分析提示，在局部上可能需要许多拷贝，而不只是在远处的几个拷贝。进而，正达尔文过程中，一种被激活的记忆必须以某种方式与其他这样的时空模式相竞争来占据一个工作空间。那么，另一个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是：是什么来决定一种“旋律’是否优于另一种呢？
假设在某一点借助于某些合适的“印记”产生了一种时空模式，这种模式能把同样的旋律诱导入另一个缺乏那些“印记”的皮层区域，但由于活动的复制过程，这种模式还是在那里演示出来，即使它不可能持续下去（要是没有驱动模式的话，就像是跳队形舞没有舞步指挥者的口令会告吹一样）。如果～个相邻区域具有“足够接近”的印记，那么那旋律比另一种旋律可能更易生根，不易消退。因此，与一种被动记忆的共鸣可能正是多侧百环境中影响竞争的那个方激。
永久性印记以这种方式影响着这种竞争。但是，在同样的皮层区域，几分钟前的时空活动模式中那些正在消退着的模式情况也一样；对于该区域中来自别处的活动的突触输入（其本身多半太弱，不足以诱导一冲旋律）所发生的也是一样的情况。可能最重要循是4个主要弥散投射系统所分泌的神经调质（五羟色胺、去甲肾上腺素、多巴胺和乙酸胆碱）的背景水平。其他情绪性影响因家肯定来自杏仁体这样一些皮层下脑区至新皮层” 的投射。丘脑和齿状回的输入可能在别处影响竞争，使你的注意从外环境转向记忆中的环境。因此，现时的实际环境以及对近、远期往昔环境的回忆，情绪状态和注意，都会改变共鸣的可能性，都可能对形成一种思想的竞争产生影响、而且它们毋需自己产生拷贝去竞争皮层中的领她便能做到这一点。
我们知道，长期记忆木可能是时空模式，因为它们甚至在脑的电活动大量熄灭后还存在，就像在癫痫发作或昏迷时那样。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有许多例子表明，如何把一种空间模式转换为一种时空模式：音乐乐谱，自动钢琴，唱片——甚至在援板状道路上隆起的印记，等待一辆汽车驶过，重建一种生气勃勃的时空模式。
事实是，世界在苹果（Macintosh）计算机的用户和MS-DOS”兼容的计算机用户之间分裂了。我坚持认为，苹果计算机是天主教徒，而DOS是新教徒。确实，苹果是反改革派，深受耶稣会会士的“教示’的影响。它是亲切、友好、调和的，它告诉其虔诚的信徒，他们必须一步一步前行，直至（如果不是天国的话）他《1文件被打印出来。它是问答式的；其启示的精髓是用简单的公式和华丽的光标来传授的。每一个人都有得到拯救的权利。
达尔文过程很可能是认知这块蛋糕上的糖霜，只要照章办事就是了。但是，我们常常是以创造性的方式来处理新情况的，正像当你决定今夜的晚餐做点什么时发生的那样，你会检查一下在冰箱里和在厨房的柜子里有些什么；你会想到可能必须从食品店里买别的一些什么东西。所有这些会在几秒钟内闪过你的脑际，那可能就是一种达尔文过程正在工作。同样，臆测明天可能会带来什么也是一种正在工作的达尔文过程。
我们建立代表我们肉体的和社交的世界某些有意义侧面的思维模式；当我们思考、筹划以及试图解释那个世界的事件时，我们操纵那些模式的各种组元。构建和操纵现实世界有价值的模式的能力，向人类提供了突出的适应上的优越性，这必须被认为是人类智力的至高无上的成就之一。 </p>
鲍尔·莫罗
表象的冲突是令人痛苦的，这可以有各种理由。在很实际的层次上，你拥有的现实模型与周围人的模型发生冲突是令人痛苦的。你周围的人马上会让你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如果一个模型仅仅是一个模型，一种对我们每个人所建立的现实最佳的揣测，那么为什么这种冲突要使人担忧呢？因为没有一个人会那么去想。如果那模型是你能了解的唯一的现实，那么，那模型即是现实；而如果只存在一种现实，那么拥有不同模型的人必定是错误的。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