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张大钞付帐，一边吩咐人将书用牛皮纸捆扎起来，那种感觉跟二奶押着大款席卷燕莎赛特（22）没什么两样。
迫不及待回到宿舍，打开纸包，一本本书拿出来，捧在手中，许多还是老相识，当年在图书馆就一见倾心，却直到现在才真正属于自己，平展的页面，整齐的切割，把鼻子凑近，嗅一下诱人的芳香。
你怎能不幸福得直哼哼？
如今有个字眼叫“物流”。应该说，当年的物流是很不发达的，这是商品经济不完善的症结，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是一桩好事——你到任何一家书店，都忍不住进去看看，并且总能发现在别处找不到的美书。美书就像美女，不能太容易得手。
每到一个城市，去考察一下当地的书店，像燕子积巢一样往家里搬书，这是一个多会过日子的男人啊。
1993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是我第一次去这个繁华的都市。住了两天组委会给安排的豪华所在，心疼得不行，就跟另一个朋友搬出银星宾馆，住到了旁边的交大招待所，然后，他去淘碟，我去买书。
让出租车拉到一条书店云集的街上，一家家店逛起，到得傍晚，落日熔金，拎着两大包书走到街边，正要拦手招出租车，却又停下，咬咬牙冲进书店，将刚才犹豫半天的《经史百家杂抄》暖住，才心满意足地回到住处。为了弥补开销，只好和室友食红烧牛肉面两碗——真是好吃。
室友买回一大堆老电影VCD，后来他转战“东方时空”，与战友们攒出流芳一时的《分家在十月》（23），而我也得到了莫大的欣慰——这套曾国藩攒的《经史百家杂抄》再也没见在江湖上出现过。
朋友是用来喝酒灌醉的，但用来买书也挺好。我和分居北京的斌斌小强经常相互为对方买书。说实话，北京人当时生在福中不知福，逛书店反倒没有我这个出差到京的人勤。那次在商务印书馆，看到大学时让我们秉烛夜读传诵一时的，狂喜莫名，怒买三套，分送两人。天可怜见，这套书再没重版过，据说是因为版权问题。
他们感动之余，看到好书也经常为我暖住。一次到得北京，先和斌斌去吃朝鲜冷面，饭桌上掏出准备敬献给对方的书，居然都是《停滞的帝国》（24）。
还有人记得中那香艳的一幕吗？奥利弗和詹尼一起躺在床上看书——
“奥利弗，照你这样坐在那里就知道看我读书，这次考试你恐怕要过不了关了。”
“我没在看你读书。我在读我自己的书。”“瞎扯。你在看我的腿。”
“只是偶尔瞟上一眼。读一章书瞟一眼。”
“你那本书章节分得好短哪。”
这一段馋得我不行，想红袖添香夜读书的情景也不过如此了吧。
尽管这一境界没有达到，但到我结婚时，人生理想还是实现了一部分——依靠多年来的辛勤积累和多方采购，我终于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一伸手就能拿到书的环境，从床到沙发，从厕所到饭桌，俯仰皆拾。
不能像奥利弗一样看詹尼的腿，但可以看男人的毛腿。一起看书的，是加我在内的三个男人，三人均已婚，都设有高大的书架——出自同一个设计师之手；三家的藏书大致相同——基本上都是一块买的；书的摆放也基本一致——全是采用我的编目法。
那真是一段快乐的时光。饭后一人抱着一大桶可乐，相互炫耀自己读过的书。背是背不下来的，但可以从书架上取下书，掰到那一页，然后念起来，要掰不着，就要被嘲笑一通。憋得熟了，三人一起去撒尿，三股水柱一起射入马桶。
三人读书，相互印证，彼此发现，是比一人效率高些。那天我看了余华首发在上的，觉得好得不得了。正巧中午另一头猪来我家吃炸酱之面。饭后我向伊推荐这篇小说，冷冷地说句：“快，看。”——注意，吃过蒜之后，跟朋友说话一定要多用爆破音，最大限度地喷发，将其熏晕。然后，我去午休。
春梦做至六成，被吵醒。
是那厮如同牛吼的哭泣。
爱情的另外一种译法
最近生活中发生了一桩小小的笑话。一位朋友在英国，某一天逛了伦敦的书店一条街——查令十字街，为我买了一本期待已久的书（84 Charing Cross Road），然后寄往北京，还兴冲冲地先用数码相机将书拍了照mail过来，让我预热一下。结果，不幸的很，这本书在大英帝国的邮政系统兜了一个圈子，又回到了朋友的手上——她将收件人与寄件人的位置弄颠倒了。
其实以我的英文修养，肯定啃不动原版书，但对于这本书，还是希望能保留一本，因为它被誉为“爱书人的《圣经》”。
这本书讲的就是一个纽约爱书人通过书信往来在伦敦一家古旧书店（书名即是这家书店的地址）淘书并建立深厚友谊的故事。来往的书信被她汇集成此书，成为读书人的掌上明珠。刚被台湾翻译出版，译者便是一位古旧书店的工作人员。
不管是原版还是中文版，得到这本书都并非易事。好在，根据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