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刑讯犯人，不管做到做不到，立脚点固站在这个观念上。一个人犯了法，当然应该判罪，但如果大家都认为他不是东西，走上去拳打脚踢，甚至把鼻子耳朵都割掉，还不准他哼哼：“哼哼啥？你偷了人家一百块钱，还有人格呀？还敢乱叫呀！”这应是吃人的野蛮部落的事，而不应是现代化中国的事。
福禄泰耳先生曰：“尽管我反对你所说的话，但我仍拼命为你争取说话的自由。”而一些自命为民主的人士，却用他们的大笔，封杀一个可怜女人的嘴，真使人如丧考妣。
民主政治的精义是“我不例外”，大家都不准闯红灯，我自己也不闯。大家都不准随地吐痰，我自己就不吐一口。人人赞成法制，我就不要求特权。既然建立了制度，我就不破坏它。可是这玩意一到了中国，就成了“只我例外”，我反对闯红灯，只是反对别人闯，我自己却可以闯那么一闯。我反对随地吐痰，只是反对别人吐，我自己却可以想怎么吐就怎么吐。我赞成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但我自己却不能跟别人平等。我赞成建立制度，但只希望你们遵守制度，我自己聪明才智要高明得多，不能受那种拘束。盖我阁下如果不能例外，岂不有失面子，活着还有啥劲？
夫“面子”是啥？洋大人怎么研究都研究不懂，有人解释为“面皮”，言其只顾外表一层，不管实际内容。有人解释为“尊严”，言其虚荣第一，实质第二。我老人家想，面子也者，大概是神经衰弱和牢不可破自私的一种产品。因精神衰弱，做贼心虚，所以处处必须用骄傲来弥补自卑。因牢不可破的自私，惟恐怕不能占便宜，所以才处处都要“只我例外”。
自私心人皆有之，不但未可厚非，而且它是促进社会的原动力。但这种自私心一旦超过某种限度，成了臭屎球，就只好抬到了太平间门口，等着断气。呜呼，一个计划也好，一个办法也好，一个会议也好，一个决策也好，甚至一件官司也好，参与谋事的家伙第一个念头就是：“俺可以在里面有多少好处？”那就是说，俺可以弄多少钱？享多少权？少负多少责任？一字一句，一举一动，都在这上兜圈圈，上也如此，下也如此，你如此，我也如此，大家抱着屎臭球死也不放。
孙观汉先生认为“旧观念”和“酱缸”名异实同。先生想，它们似乎只是一部分相同，旧观念中也有好的，在旧观念下产生的行为，也有和日月并明的。只有酱缸蛆观念，即令它是新的，也是堕落的、恶毒的。
在“旧观念”中，一直到今天，人们还瞧不起做生意，认为做正当生意赚钱是丢人的，这跟文化走到岔道上有关。盖我们的文化本来是走在光明大道上的，却被长期的封建政体和儒家学派圣人们，群策群力，连推带打，活生生地塞到酱缸里。大家最初还叽哇乱叫，后来酱成了酱缸蛆，不要说教啦，连哼的声音都归于沉寂。孟轲先生的学说便是“何必曰利，惟有仁义而已”的，这位不曰利的祖师爷，为千万个酱缸蛆制下了仁义的假面具，明明害了杨梅大疮，鼻子都烂塌啦，却把面具一戴，喊曰：“都来看呀，俺好漂亮呀！”
在表面镇静而心里奇痒的状态之下，儒家朋友对商人充满了轻视、嫉妒、愤怒。一提起商人，就是“奸商”。奸商当然多的是，但公务员中也有坏蛋，却从没有听说过有“奸官”的（不过，“赃官”一词倒层出不穷）。夫商人以正当合法的手段赚了钱，吃得好一点，住得好一点，就有人眼红。而“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却他妈的高贵得不得了，人人跷起大拇指称赞他“有办法”。
一位中国文化学院夜间部的学生，向先生谈到他的教习傅宗懋先生。傅先生讲课很受学生们的欢迎，不仅口才好，而且有深度，日前他在该院这学期最后一节课时，曾对儒家的那种“正其谊不谋其利”学说，迎头痛击。傅先生鼓励学生用正当合法的手段赚钱，“谋利”不是一种耻辱，谈钱谈利也不是一种耻辱。恰恰相反的，那是一种光荣。儒家那种口不言利，口不言钱，但心里却塞满了钱和利的畸形观念，必须纠正过来，社会民生，才能蒸蒸日上。
那位学生转述这段话时，对傅先生充满了尊敬。先生听这段话时，对傅先生也充满了尊敬。盖中国人心中那块隐藏的私欲，必须取消，这块保留地一天不取消，自私心便一天牢不可破。“哀莫大于心死”，呜呼，心死者，自私心牢不可破之谓。也有一种现象不知道读者老爷注意到没有，中国人讲仁义说道德的嗓门，可是天下嗓门中最高的，聪明才智和判断力，也可是天下第一流的。问题是，千万不能碰到心里那块保留地，只要碰到那块保留地，就立刻糊涂成一罐糨糊，什么原则，什么逻辑，都会女大十八变。
在中国社会上，侠义情操已被酱成了“管闲事”，对之没有一丝敬意，更没有一丝爱意，而只有讥嘲和忌猜。或尊之为“傻子”，或尊之为“好事之徒”，成为千古以来最大的笑柄和千古以来最大的殷鉴。年轻人血气方刚，可能考虑不到这些，即令考虑到这些，也可能不在乎。而先生早已老奸巨猾，我岂能惹这种无聊的麻烦？这正是我老人家聪明之处，世人不可不知。盖中国人最大的特点是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