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归于己而感到 巨大的痛苦。在这种情况下，造物主不仅使痛苦变得比同他相反而相应的快乐更 富有刺激性，而且还使它超过了原有的程度。某种自我克制马上使人不再追求荒 唐可笑的享受；但它并不总是使人摆脱痛苦。当他否认错归于己的优点时，没有 人怀疑他的诚实。当他否认自己被指控犯有的罪行时，他的诚实有可能受到怀疑。
他立刻被这种虚妄的诋毁激怒，并且痛心地看到人们相信这种诋毁。他感到他的 品质并不足以保护自己不受诋毁。他感到自己的同胞完全不是用他渴望他们用来 观察他的那种眼光来看待自己，反而认为他有可能犯有被指控的那种罪行。他完 全知道自己是无罪的。他完全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但是，或许几乎没有人能够 完全知道他自己可能做什么。他那特有的心情可能或不可能容许做的事情，或许 是那或多或少被人怀疑的事情。朋友们和邻人们的信任以及良好的评价，比任何 东西都更加有助于减轻他由于这种令人极不愉快的怀疑而感受到的痛苦；他们的 不信任和令人不快的评价则比任何东西都更加容易增加这种痛苦。他可能十分自 信地认为他们那令人不快的判断是错误的，但是这种自信很少大到足以阻止那种 判断给自己留下印象；总之，他越是敏感，越是细心，越是有能力，这种印象就 很可能越是深刻。
应当说，在所有的场合，别人和我们自己的感情和判断是否一致对我们有多 大的重要性，恰好同我们对自己感情的合宜性和判断的正确性不能断定的程度有 多大比例。
有时，一个敏感的人可能对他会过多地放纵可以称为高尚情感的感情，或者 对因自己或他的朋友受到伤害而产生的义愤过于强烈而深感不安。他生恐自己会 因情绪过分激动而一味感情用事，或主持正义而给其他一些人造成真正的伤害； 那些人虽然不是清白无辜的，但也许并不全然是像他最初了解的那样的罪人。在 这种情况下，他人的看法对他来说极为重要。他们的赞同是最有效的安慰；他们 的不赞同则可能成为注入他那不安心理的最苦、最剧烈的毒药。如果他对自己行 为的每一方面都感到充分满意，别人的判断对他来说就常常是不太重要的了。
有一些非常高尚和美好的艺术，只有运用某种精确的鉴赏力才能确定其杰出 程度，然而，在某种程度上，鉴赏的结果似乎总是不一致。另外有些艺术，其成 就既经得起充分论证，又经得起令人满意的检验。在上述不同艺术精品候选者中， 前者比后者更加渴望得到公众的评价。
诗歌的优美是一个有关精细鉴赏力的问题。一个年青的初学者几乎不可能确 定自己的诗歌是否优美，因此，再也没有什么比得到朋友和公众的好评更能使他 喜气洋洋；再也没有什么比相反的评价更能使他深感羞辱。前者确定了他急于获 得的对自己诗歌的好评，后者动摇了这种好评。经验和成就也许会适时地给他对 自己的判断增加一点信心。然而，他老是容易为公众作出相反的判断而感到极度 的羞辱。拉辛对自己的《费得尔》-一部最好的悲剧，或许已译成各国文字—— 获得不大的成功深为不满，因而他虽然风华正茂，写作技能处于顶峰，也决意不 再写作任何剧本。这位伟大的诗人经常告诉他的孩子：毫不足取和极不恰当的批 评给他带来的痛苦，往往超过最高度的和最正确的赞颂给他带来的快乐。众所周 知，伏尔泰对同样极轻微的指责极为敏感。蒲柏先生的《邓西阿德》如同一切最 优美和最和谐的英国诗篇一样，是不朽的著作，却为最低劣和最卑鄙的作家们的 批评所伤害。据说格雷（他兼有弥尔顿的壮丽和蒲柏的优美和谐，同他们相比， 除了写作再多一点之外，并没有什么使他不配成为第一流的英国诗人）由于自己 最好的两首颂诗被人拙劣和不恰当地模仿而受到很大的伤害，因而此后不想再写 重大的作品。那些自夸善于写作散文的文人，其敏感性有点儿接近于诗人。
相反，数学家对自己的发现的真实性和重要性充满自信，因此对于人们怎样 对待自己毫不介意。我有幸接触到的两位最伟大的数学家，而且接照我的主观看 法也是当代最伟大的两位数学家，即格拉斯哥大学的罗伯特 西姆森博士和爱丁 堡大学的马修 斯图尔特博土，从来没有因为无知的人们忽视他们的某些最有价 值的著作而感到过丝毫不安。有人告诉我，艾萨克 牛顿爵士的伟大著作《自然 哲学的数学原理》被公众冷落了好几年。也许那个伟人的平静从未因之受到片刻 的搅扰。自然哲学家们，就其不受公众评价的制约来说，同数学家相近；就其对 自己发现和观察所得知识的优点的判断来说，具有其程度同数学家相等的自信和 泰然自若。
或许，各类不同文人的道德品行，有时多少受他们与公众的这种大不相同的 关系的影响。
数学家和自然哲学家们由于不受公众评价的制约，很少受到要维护自己声誉 和贬低对方声誉的诱惑而组成派别和团体。他们通常是态度亲切举止坦率的人， 他们相互之间和睦相处，彼此维护对方的声誉，不会为了获得公众的赞扬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