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境在新诗中的再现，这也给予他一定影响。1928年发表的《雨巷》就明显受到法国象征派和中期新月派的影响，标志着他的诗歌艺术渐趋成熟。
3、quot;我的记忆quot;阶段
《雨巷》引起巨大的反响之后，戴望舒并没有继续沿着quot;雨巷quot;走下去。西方象征派诗人勇于反抗传统的形式以及敢于标新立异的革新精神给了他极大的启示，他毅然抛弃了诗歌表面的韵律和格律，而是去追求内在的诗情、内在的节奏和神韵，他开始认识到quot;诗不能借重音乐quot;，因为quot;韵和整齐的字句妨碍诗情，或使诗情成为畸形的。倘把诗的情绪去适应呆滞的、表面的旧规律，就和把自己的足去穿别人的鞋子一样quot;（杜衡《望舒草·序》）。于是，他一反过去对音乐美的追求，在《雨巷》写成数月以后，创作了与以前作品风格迥异的《我的记忆》。卞之琳对他这阶段的诗歌语言、形式、风格追求做过这样的概括：quot;在亲切的日常生活调子里舒卷自如，敏锐，精确，而又不失它的风姿，有节制的潇洒和有功力的淳朴quot;（《戴望舒诗集》序）。《我的记忆》纯用日常生活中的口语，选取了大量生活中最常见的意象：烟卷、笔杆、酒瓶等等，从而形成亲切感；全诗的语调也是平静，不动声色，确实是一种quot;有节制的潇洒quot;。《印象》一诗以真挚的感情作骨子，铺张而不虚伪，华美而有法度，quot;是飘落深谷去的/幽微的铃声吧quot;，quot;是航到烟水去的/小小的渔船吧quot;，quot;如果是青色的真珠，/它已堕到古井的暗水里quot;。既是听觉视觉意象的叠加，又是具象与抽象的融合。quot;林梢闪着的颓唐的残阳/它轻轻地敛去了/又跟着脸上浅浅的微笑quot;，是quot;人quot;感觉中的quot;自然quot;，是追随quot;自然quot;的quot;人quot;。可见，从《我的记忆》起，一种舒卷自如的自由诗体便成为戴望舒得心应手的形式。这种诗体形式是在充分吸取中国古典诗词的营养，又大胆借鉴西方诗歌艺术优点的基础上揉合而成的。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无韵自由诗的成熟。
后期创作是从1937年到1945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由于民族的忧患和个人的遭际，使戴望舒不能再心安理得地沉湎于quot;小我quot;的伤感之中，他的视野拓展了，即使还是感慨个人身世的题材，情感也较过去而变得深沉、凝重了，现实性更加增强了。由时代和命运陶冶的诗人的现实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的一贯诗风。那种因奇丽的意象生成的朦胧、空灵的气氛冲淡了，诗人更多地运用写生的方法来呈现其真实的情绪。quot;这带露台，这扇窗，/后面有幸福在窥望，/还有几架书，两张床，/一瓶花......这已是天堂quot;；quot;可是这带露台，这扇窗，/那里却这样静，没有声响，/没有可爱的影子，娇小的叫嚷，/只是寂寞、寂寞，伴着阳光quot;（《过旧居》）。
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戴望舒也积极投身到抗日的洪流中，参与了唤起民众的抗日宣传工作。现实的教育与生活磨炼，逐渐提高了他的认识并开扩了他的胸襟，也不断熔铸了他新的感情、新的形象与新的语言。1939年元旦，他写下的短诗《元旦祝福》，就是这种变化的第一曲新声。诗人们诚挚的态度，欢乐的心情与高昂的节奏，向祖国和人民表达了他美好的祝愿：祝quot;我们的土地quot;滋长出quot;更坚强的生命quot;，祝quot;我们的人民quot;获得quot;自由解放quot;。使得他的诗歌，真正像他自己所希望的那样quot;应成为抗战的一种力量quot;，quot;中国新诗有更深邃一点的内容，更完美一点的表现形式quot;（戴望舒、艾青主编《顶点》诗刊创刊号《编后杂记》）。
1941年香港沦陷后，戴望舒被捕入狱，在狱中，创作出他一生中最富于爱国热情与战斗气息的诗篇，如《狱中题壁》、《等待》、、《我用残损的手掌》、《偶成》等，诗中充满了强烈的感情，诗风明朗、雄浑。在土牢中，在潮湿污秽的角落，作者经历着生死考验，也经历着情操的砥砺。在《我用残损的手掌》一诗中，面对死神，他关怀的是苦难的祖国的命运，尤其瞩望于辽远一角的quot;温暖，明朗，坚固而蓬勃生春quot;。作者的构思相当别致，用手掌轻抚钟情之物--先是quot;我用残损的手掌quot;把祖国大地依次抚摸；继之着重对quot;那辽远的一角quot;的热烈抒情；最后表达了对quot;永恒的中国quot;的巨大憧憬。对比和象征的手法，在本诗中表现出强烈的感情色彩，节奏融和了作者的感情流动而有韧性。《狱中题壁》是他另一首感人至深的诗篇。这首诗并没有实写诗人在敌人狱中的生活感受，而是据实以构虚，通过想象创造了一个超现实的诗境。诗的幻想世界是以两个假想作为支柱的：一个是设想自己已经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