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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六年二月八日
亲爱的孩子：早想写信给你了，这一向特别忙。连着几天开会。小组讨论后又推我代表小组发言，回家就得预备发言稿；上台念起来，普通话不行，又须事先练几遍，尽量纠正上海腔。结果昨天在大会上发言，仍不免“蓝青”
得很，不过比天舅舅他们的“蓝青”是好得多。开了会，回家还要作传达报告，我自己也有许多感想，一面和妈妈、阿敏讲，一面整理思想。北京正在开全国政协，材料天天登出来；因为上海政协同时也开会，便没时间细看。
但忙里抢看到一些，北京大会上的发言，有些很精彩，提的意见很中肯。上海这次政协开会，比去年五月大会的情况也有显著进步。上届大会是歌功颂德的空话多；这一回发言的人都谈到实际问题了。这样，开会才有意义，对自己，对人民，对党都有贡献。政府又不是要人成天捧场。但是人民的进步也是政府的进步促成的。因为首长的报告有了具体内容，大家发言也跟着有具体内容了。以后我理些材料寄你。
勃隆斯丹太太有信来。她电台广播已有七八次。有一次是Schumann：
Conceito〔舒曼：协奏曲］和乐队合奏的，一次是Saint-Saens［圣桑］①的G Min ,Concerto （Op.22，No2）［G 小调协奏曲（作品22 之二）〕。她们生活很苦，三十五万人口的城市中有七百五十名医生，勃隆斯丹医生就苦啦。据说收入连付一部分家用开支都不够。
寄来的法、比、瑞士的材料，除了一份以外，字里行间，非常清楚的对第一名不满意，很显明是关于他只说得了第一奖，多少钱；对他的演技一字不提。英国的报导也只提你一人。可惜这些是一般性的新闻报导，大简略。
法国的《法国晚报》的话讲得最显明：
“不管奖金的额子多么高，也不能使一个二十岁的青年得到成熟与性格”；一一这句中文译得不好，还是译成英文吧：“tition， may6e，is not sufficient to gjve a pianist0f 20turity and personality。”“尤其是头几名分数的接近，更不能说te1y［冠军名至实归，冠军绝对领先］。总而言之，将来的时间和群众会评定的。在我们看来， tion of VCompetition0f C F0u，ts0ng，orsbya refined culture and quitematured sensiti vity。〔在第五届萧邦钢琴比赛中，才华毕露的是中国钢琴家傅聪，由于他优雅的文化背景与成熟的领悟能力，在全体参赛者之间，显得出类拔萃。］”
这是几篇报导中，态度最清楚的。
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三日
亲爱的孩子，上海政协开了四天会，我第一次代表小组发言，第二次个人补充发言，附上稿子二份，给你看看。十日平信寄你一包报纸及剪报，内有周总理的政治报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及全国政协大会的发言选辑，井用红笔勾出，使你看的时候可集中要点，节约时间。另有一本《农业发展纲要》小册子。预料那包东西在三月初可以到你手里；假使你没空，可① 圣桑（1835―1921），法国作曲家。
以在去南途中翻阅。从全国政协的发言中，可看出我国各方面的情况，各阶层的意见，各方面的人才。
上海政协此次会议与去年五月大会情形大不相同。出席人员不但情绪高涨，而且讲话都富有内容，问题提得很多，很具体。（上次大会歌功颂德的空话占十分之七八。）杨伯伯①代表音乐小组发言，有声有色，精彩之至。他说明了音乐家的业务进修需要怎么多的时间，现在各人的忙乱，业务水平天天在后退；他不但说的形象化，而且音响化。休息时间我遇到《文汇报》社长徐铸成，他说：“我今天上了一课（音乐常识）。”对社会人士解释音乐家的劳动性质，是非常必要的。只有在广大人民认识了这特殊的劳动性质，才能成为一种舆论，督促当局对音乐界的情况慢慢的改善。
大会发言，我的特点是全体发言中套头语最少，时间最短的。第一次发言不过十一分钟，第二次不过六分钟。人家有长到二十五分钟的，而且拖拖拉拉，重复的句子占了一半以上。
林伯伯由周伯伯（煦良，他是上海政协九个副秘书长之一，专门负责文化事业）推荐，作为社会人士，到北京去列席全国政协大会。从一月三十日起到二月七日为止，他在北京开会。行前我替他预备了发言稿，说了一些学校医学卫生（他是华东师大校医）和他的歌唱理论，也大概说了些音乐界的情形。结果他在小组上讲了，效果很好。他到京后自己又加了一段检讨自己的话，大致是：“我个人受了宗派主义的压迫，不免抱着报复的心思，埋头教学生，以为有了好的歌唱人才出来，自然你们这些不正派的人会垮台。我这个思想其实就是造成宗派主义思想，把自己的一套建立成另外一个宗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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