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的权利受法律保护，而法律是神圣的。”我们开始在已经空了一半的卧铺车厢里辩了起来，红卫兵在过去两个月没学别的，就学如何辩论。我们都喜欢把事情争个水落石出。
“你说法律是神圣的，这并不全对，”我针尖对麦芒地反驳道，“不是所有法律都能称得上神圣，我们得先作一番阶级分析。如果为保护资本家和地主阶级权益而制定的法律，对革命人民来说就谈不上神圣二字。我们应该反对它们！废除它们！这是革命的宗旨！否则旧的制度怎么能够推翻？工人农民怎么能够当家作主？新中国又从何诞生？我们又怎么解放全人类？……”
唇枪舌剑就此展开，我认为我们的观点很有说服力，如果对方不接受，那是他们缺乏无产阶级感情。毕竟他们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现在他们没话说了，但他们并不打算让步。过了几分钟，其中一个突然说：“既然你说了让位给工人农民是革命行动而不是受惩罚，那你们自己怎么不让？为什么光勒令别人这么做？你们比我们更年轻！你们也不需要睡卧铺。红卫兵应该对工人农民怀有最深的感情，红卫兵要做其他人的榜样。要让你们先让！”
听了这番话，我们个个义愤填膺。这些人真无耻！他们已经不是辩论了，简直是寻衅！这算不算阶级报复？我们要提高警惕。谁听说过有这等事？红卫兵居然被一群资产阶级狗崽子撵出车厢？我们当然不能让他们得逞，在原则问题上我们决不让步！
就在我和几个战友准备以更猛烈的炮火反击时，火车驶进了一个大站，武汉或长沙，我记不太清了。车门一开，才发现原来硬座车厢也有红卫兵在闹革命。他们也调查了旅客的身分，查出了一批地富反坏右，现在正把他们赶下火车。
这些牛鬼蛇神都是上了年纪的人，被革命群众赶出北京。所有人都已经在火车上遭到过毒打，他们经我们的车窗在站台上走过时，一位老妇人引起了我的特别注意。她是中国所谓长得很有“福相”的人。而今她这微肥的身躯和一双小脚使她步履蹒跚。从她一头银白的头发下，鲜血像小溪一样流着，把她的白衬衣染得一片狼藉。她似乎马上就要倒下，从此不起，而一个与我年纪相仿的女红卫兵还在拿一条带铁扣的军用皮带狠狠地抽她的头。
我不忍看这类惨象，却又不甘将目光移开。尽管从理论上讲，我也明白暴力之于大革命是无可避免的，也是必需的，内心深处我对那位老妇人怀了极大的恻隐之情，我觉得应该帮她一把。“这位可怜的老太太，”我想，“已是山穷水尽，大概活不成了。她在北京的家人和在农村的亲戚也许永远都不会知道她悲惨的结局，不过这样其实更好。那个女红卫兵怎么这么心狠手辣！”
铃声一响，火车继续前行，我不由长吁一口气，回过神来再想与我们的辩论对手交锋。不曾料，他们几个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大概是看到站台上的一幕后溜出了卧铺车厢。那么还是我们赢了，我们似乎战无不胜。但这次好像不太过癌，我们还没逼得他们认输呢，而且辩论最能打发时间。
今天我写这一段，真不敢相信1966年中国老百姓会这么的老实。在火车上陌路相逢，谁又知道谁的家庭出身和阶级成分？大部分旅客都是单个儿出门，根本无从稽查每个人说的是不是实话。我们甚至都没想过要去核实，只是他们说什么我们便信什么，然而这么多人说了实话，我们竟以此来惩罚他们。10年以后，这类情景全然是匪夷所思的。人人都学会了圆几句谎，有时假话说得充满自信，说得激情澎湃，开始是为了保护自己，后来则习惯成自然了。当今中国数以百万计的人相互欺骗，一点儿也不脸红地在那儿重复大大小小的谎言，为了利益，为了吹牛，为了愚弄对方。谁应该对我们道德的退化负责？文化大革命吗？资本主义的影响吗？我们这些当年的红卫兵应该负什么责任？我自己应该负什么责任？今天的年轻人不会相信中国人曾经那么诚实那么傻，每每想到我对这些年轻人的亏欠，心中便生出许多的内疚来。
我们到了广州，临时驻扎在一所中学里。我们认为一个职业革命家应先花几天时间考察形势，然后再谈动员群众。白天我们分头去中学、大学和各类单位看大字报，找人谈话问情况。
9月初，广州仍又问又热，像个大蒸笼。当地人穿的是汗衫短裤，大多还不穿鞋，便是穿得少，他们还都喜欢在荫凉处摇着大葵扇。老人们喝午时茶，那是一种极苦涩的饮料，小孩则吃赤豆刨冰来驱暑。
我们外出，总是穿戴着红卫兵的全副行头：长袖军装，长裤，军帽，帆布腰带，红袖章，军球鞋，帆布包，小红书。当地居民带着同情的惊讶打量我们的装束。汗珠从我们额头上大滴往外渗，衣裳全湿了，但我们还是不穿裙子、衬衣和凉鞋。任何使女孩显出女孩风韵的打扮都是资产阶级的。我们把自己严严实实包起来，我常常忘了自己的性别。我是一员红卫兵小将，其他人也是红卫兵小将，就这么简单。
这副“捂”装有一次差点儿让我当众晕倒在一所中学的运动场上。这天我对着上千人作形势报告——那年头人人都是演说家，可以滔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