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足，全身水肿，血压升至二百多，脸色由昔日的红润变得蜡黄。用手指在她额头上压一压，陷下去的坑半天都弹不回。见到她的每个人，特别是父亲和二姨，都吓一跳，觉得她的健康大成问题，于是母亲被重点照顾。但她的血压一直居高不下，喝海宝、打鸡血都无济于事。她的体质从此再也没有复元。
父母为襁褓中的小弟弟取名跃，这个名字今天听来着实具有讽刺的意味。但在60年代，许多城里人不了解大跃进和饥荒之间的联系，了解实情的人又不敢说话，各级地方干部谎报成绩。农民因忙于修水库或大炼钢铁，很多地方稻谷烂在田里。不科学的深耕密植破坏了土质。少数几个敢于直言、为民请命的，如彭德怀将军，得罪了毛泽东，不免被罢黜。
结果在60年代北京市民只能相信报纸的宣传：饥荒是因为天灾，再加上苏修的背信弃义，逼我们还债，但困难是暂时的，有党的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报上又说：这么严重的自然灾害，我们都没饿死一个人，如果这种情形发生在旧社会，还不得饿殍遍野？这本身就已经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北京居民的定量比别处高些，这些话哄哄北京人还听不出多大的破绽。至于这个机关，在西北有工作站，那里的士兵可以开车出去打黄羊，然后用大卡车直接拉回北京在院里分给干部。即便如此，我翻开相册，仍惊讶地看到自己1960年前后一下子变得很瘦，我说“惊讶”，是因为我没有印象当时感到过饥饿。除了母亲的自我牺牲，父亲也“勒紧裤带”。作为高干，父亲享受每月多两斤肉的特权，是谓“肉干部”；而母亲作为普通干部，每月只得两斤大豆，是谓“豆儿干部”。父亲的“肉”，有如母亲的“豆儿”，最后都进了小炼和我的肚子。
如果说在困难时期父母唯一的办法就是花钱，那么二姨，一个旧社会过来的穷寡妇，则远比他们足智多谋。好几回，我跟二姨去历险，我们在黄昏时分偷偷潜出大院，手提包里藏着米袋，到当地农民那里买黑市米。
我们来到村里，天色已晚，二姨轻轻敲一扇门，有人从里打开，我们便快步溜进院子，一声招呼都不打，也没人发问。人得里院，农民便拿出一袋米给二姨看，二姨将手伸向袋底，抓出一把，摊在掌心细细看过，挑出毛病，然后双方压低嗓门讨价还价。几个会合，价钱谈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最后农民还会从他的园里给我们弄上些黄瓜扁豆以示友好，希望我们下次再去光顾。
大人们忙于交易，没人留心到我。这种方式买东西我以前从来没见过，平日见到的国营商店都是明码标价，而这里则是“漫天要价，落地还钱”，而且二姨对农民的米挑出越多的毛病，他们倒似乎越开心。有时二姨会说：“拉倒吧，你开的价儿这么离谱，我不买了！不买了！”而对方也就作些让步，于是成交。争归争，不伤和气，也谈不上什么交情，完完全全是一桩生意。
我们回家的路上，米袋沉甸甸的。二姨背大袋，我背小袋，得走好长的一段路。尽管我浑身透湿，却不敢放慢脚步。二姨见状，便说真高兴看我长大，成了她的好帮手。走着走着，她又叮咛不让我把刚才看到的事告诉任何人。她的话使我感到责任重大：我当然不会告发她，给她惹麻烦，她是为我们全家着想，甘愿冒这个险。我已经10岁了，这些事儿岂有不懂之理？
我想父母对此也心知肚明，但为了面上的原因，他们还是得对二姨表明立场，指出买黑市米是非法的。作为党员、国家干部，他们不赞成这类行为。
“我一不是党员二不是干部，”二姨申辩，“觉悟不高，也不怕犯错误，反正我不能眼看小瑞和小炼吃不饱。再说了，现在机关好多人家都从农民那儿买米，领导不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么？”
这倒是实话，我父母此后也不再提这事儿了。我们的定量一到快用完，二姨和我便又在天黑时溜出去找农民。父母只是每月多给二姨些钱，对钱的去向则不加闻问。二姨也不报帐，彼此心照不宣。
有时二姨会起个大早，挎上竹篮出门，我知道她是去大石桥买回鸡腿。60年代大院周围环绕着大片大片的水田和荷塘，无数青蛙在这些池塘里安家。早春时节，我最爱看小蝌蚪在清澈的溪流中穿梭。一连几天它们都一个模样，突然有一个早上它们的身上长出四条小腿，皮肤也由黑而绿，变作了可爱的小青蛙，蹦蹦跳跳，一个猛子扎进水里游开去，一路狐狐唱着歌。
星光夏夜，青蛙们在水田这个如沸如羹的露天剧场大显身手。清凉的微风裹着稻香和荷香，将蛙鸣送出很远很远。整个世界似乎都在侧耳倾听，月亮也从柳树梢后渐渐探出头来，小草挂了感怀的泪珠。夜复一夜，我就在这既嘈杂又平和的催眠曲中入睡。
如果说1958年北京的鸟儿绝了踪迹，那么饥荒岁月青蛙也跟着遇了大劫。农民的孩子每个晚上都带了钓竿捕捉这些小歌手。日出前，它们从竹编的囚牢中被拎出来活活剥去皮，在溪中冲洗一下，然后用竹签串起。顾客陆续登门，很多是像二姨那样的老太太。五只一串的田鸡约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