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勇说我也可以参加打夜班。这话开始他听了也没当真，后来他弄明白我不是在闹着玩，便上下打量我，好像他以前不认识我一样。
说起来这也不是我第一次自告奋勇了。1968年夏我就自愿不留北京而来到了北疆。当时我之所以决定这么做，是觉得城乡差别对千千万万的人太不公平，为什么我和我的同学们生来就享受中国所能提供的一切上佳待遇，包括在大城市生活，进重点学校，用一流图书馆，逛各类书店，参观博物馆，以及假日去公园游园和观看各种歌舞戏剧演出，而另一批年轻人只能在穷乡僻壤自生自灭，永远得不到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新中国理应人人平等。我们若真立志改造社会，便须先从自己做起，放弃我们已有的特权，把进城上大学的机会让给贫下中农的子女。至于我们自己，则应到农村去艰苦磨炼，一如革命战争曾经磨炼了我们的父母。最终我们定能消灭中国的城乡差别。我就是抱着这样的信念来到乌苏里江边一个叫做凉水泉的小屯。
来凉水泉不到3个月，我又自告奋勇了一回，要求去最脏的猪号工作。这回我是打算向自己溺战，因为从小我就习惯住整洁的房子，用干净的盥洗设备。我所做的恶梦中最让我恐惧的莫过于被劾稠腥臭的粪便所围困。一脚踩下去，热烘烘的大粪渗透鞋帮，蒸腾的臭气令我几欲晕去。惊醒时，周身都是鸡皮疙瘩。
在我看来，这种折磨比革命先烈所受的严刑拷打还要可怕一百倍。我知道这种思想是错误的，属于剥削阶级无疑。中国的农民历来以大粪为肥料，喜欢它还来不及。所以我认为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去猪号工作是最好的办法。
打夜班是我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自告奋勇。此后我发现了一个令人不快的规律：不论在哪个单位，当你第一次站出来自告奋勇时，领导会惊讶地表扬你，但随即，自愿便成了义务。他们觉得这是你分内之事。更糟的是领导会利用你的榜样，对别人施加压力，让人人都成为“自愿者”。几个月后，猪号里所有女职工都“自愿”参加打夜班了，可我知道她们中好些人是出于无奈。我开始后悔，觉得我这么做实在有点对不起大伙儿。
事实上我真正悔不当初是在1971年夏，老眯子打夜班出了事的时候。老眯子是当地老乡给猪号的一名哈尔滨女知青取的外号，意思是说她的脑子颇有些迷糊。像多数北方姑娘一样，老眯子长得高大丰满，18岁已发育得很好。一天晚上她在猪号打夜班，事后谁也不知道那天夜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只知道第二天老眯子对村里的人说老陈把她给强奸了。
出事时正赶上我第一次回家探亲。等我从北京回村时，老眯子已经调走，调到一个极远的农场去了。当时领导常采取这种做法，说起来还是为她好。不过因此我一直都没机会听她本人讲起这件事的本末。
我听到的都是些不胚而走的流言。猪号的其他女知青告诉我，老眯子那几天哭得很伤心，一边哭一边反复叨叨：“这我可怎么办呀？我没脸见人了。我把我爸我妈的面子都丢光了，以后还怎么做人呢？我不想活了！”
村里的老乡们则说这事不可能是强奸，老眯子准是当时半推半就而事后又反悔了。理由呢？老陈的又不是陌生人。他是猪号的头儿，平日里手把手教她干活哩。晚上大伙儿也常见她去老陈家吃个饭，用缝纫机补个衣服什么的。
这固然不假，不过猪号的女知青谁没跟老陈一起干过活，向他学过手艺？晚上我们也都去他家串过门儿，吃过饭，这在当时叫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正是领导大力提倡的。老陈出身贫农，又当过志愿军，堪称我们“结合”的首选人物。
后来，村里又传开另一种说法，说老眯子忒傻。头一件，她不该跟老陈发生关系，老陈有妻有子，岁数恐怕比她爹还大；再说了，就是有了这事，也犯不着逢人就说老陈把她给强奸了。看看结果好了，领导把她调哪儿也无济于事，这种事一传十，十传百，早晚会传到她的新单位。将来谁还要娶她？她将来名声扫地，没脸见人，也怪不了谁，只能怪她自己不聪明。
事发之后，老陈也曾让村里的第一把手赵指导员盘问了一番，后来他就被调到基建队盖房子去了。有人见此便评说赵指导员袒护老陈，因他俩都是扬州人，是老乡。又有人不以为然，说你还能把老陈怎么着？在中国，一个臭农民你能怎么惩罚他？开除党籍？可他又不是党员；降级撤职？他本来就是平头百姓一个；吊销城市户籍？也不可能；干脆开除国籍，哪个国家又会要他呢？正应了一句俗话：死猪不怕开水烫。
于是老眯子事件就这么不了了之。最后人们把她的闲话说腻了，她也就渐渐被遗忘了。也许这正是她所希望的吧。她离开后再没回来过，也不给任何人写信，完全从我们的生活中匿迹销声了。但她淹留在我的记忆深处，几年之内，时时出现在我的梦里：红扑扑的脸蛋，粗手大脚，一个初长成人的妙龄姑娘。她飞红了脸在笑，开开心心的，我确实从来没见她哭过。
除了这场风波，另一件事也让我对打夜班颇为懊丧。此事起因极小：猪号没有闹钟。这对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