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传闻”或“假设性方案”之类，惟一较为具体的所谓证据是根据腊斯克（Dean Rusk）的回忆：
一九五Ｏ年六月初，腊斯克收到一封秘密又亲自交来的台湾卫戍司令孙立人将军所写的便笺……孙有一惊人的建议：他将要领导兵变逐蒋。此一兵变的含义不明，但孙要求美国的支持，至少默认。假如孙取得权力，他将中止政府中的贪污，亦会比蒋介石之对付共产党更具弹性。此事需要总统来决定。腊斯克销毁了孙氏便笺以防止可能的泄密，因知若蒋发现，孙会被处死。然后他去见艾奇逊，艾答应与杜鲁门商谈此事。然而当总统做出决定之前，北朝鲜进攻南韩。此一变局很可能挽救了蒋政权，因为此后蒋介石获得美国进一步的支持。（见Ｓｃｈｏｅｎｂａｕｍ.Ｗａｇｉｎｇ P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Ｗａｒ.Ｐ．２０９）
这一段话破绽累累，且不论孙立人既有人传话（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竟然会写一便笺留下痕迹与把柄，已不可思议。腊斯克既谓此事由总统决定，竟然不让总统杜鲁门以及国务卿艾奇逊看秘笺，就径自销毁，更不可思议。试想阴谋密件有几件不涉及人命，如果孙立人不怕死留下把柄，腊斯克又何爱乎孙将军之一命？亦有违常情。再说腊斯克于六月初得孙秘笺，而国务院文件显示迟至六月十九日，尚在试图告诉孙立人美方意图，试探孙立人是否愿意，正可破腊斯克之谰言。美方看中孙立人及其示意既可确定，而腊斯克反谓孙有求于美方，岂其然哉？美方倒蒋意图甚明，又一再向孙示意，即使由孙说出，亦不至于令腊斯克感到“吃惊”（ｓｔａｒｔｌｉｎｇ），已露马脚。康明思到底是一有见识的学者，立即怀疑“腊斯克有嫁祸于孙之意图”（Ｒｕｓｋ ｍａｙ ｗｉｓｈ ｔｏ ｐｌａｃｅ ｔｈｅ ｏｎｕ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ｕｑ ｏｎ Ｓｕｎ）（见Ｃｕｍｉｎｇｓ.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Ｋｏｒｅａｎ Ｗａｒ.Ｐ．５３７），以卸华府的责任。然而仍有一些学者继续驰骋想象，以事出有因，遽下论断，甚至说，孙立人已着手兵变，蒋介石调刘安琪自海南岛回师制止。当蒋责问孙，孙谓乃中共挑拨，蒋接受之，而孙遂放弃其计划云云（ＭｃＧｌｏｔｈｌｅ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ａｎｅｓ，Ｐ．１０５），何异信口开河？《新新闻》周刊虽也注意到康明思的怀疑，却仍然肯定确有此一秘笺，顺流而下还要妄改腊斯克收到秘笺的时间为六月下旬而非六月初（见该刊，页二十九、三十），还要侈言“以本刊抽丝剥茧、爬梳核实，终于发掘到历史真相，拨开长达四十年的政治迷雾”。（同上，页十八）剥了什么茧？爬了什么梳？档案虽然解密，竟不会解读，孙立人何辜。
其实，蒋介石未撤退到台湾之前，美国早已想放弃他，认为再多给美援亦无济于事，所以一再要求他让贤，或完全授权给有能力的人。美国人当面向蒋一再提及这些，并不是什么秘密。蒋介石第三次下野固然由于徐蚌失利，美国的压力也是主要原因。美国人看上孙立人亦非秘密，事实上无论就军事素养、能力以及战功而言，国民党将领中实无出其右者，并非仅仅是曾经留美之故。真正的历史真相是，孙立人虽然满腹牢骚，瞧不起黄埔，不把蒋经国放在眼里，但因一念之差仍然效忠蒋介石。孙于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Ｏ年间有足够的时间与条件联美倒蒋，更何况李宗仁也想除蒋。蒋当时虽幕后操纵，毕竟是下了野，失去了名分，既有美国的全力支持，里应外合，于蒋亡命之际倒之，实易如反掌。萧公权教授曾说过，他于一九四九年秋天离台赴美前，因与孙立人乃清华旧友，过从甚密，孙于周末照例派吉普车来接，无话不谈。谈到牢骚处，萧戏说若有决心，愿草檄文，而孙终无决心，更无意倒蒋，故萧氏谓“孙将军有勇无谋”，无谋者，没有政治野心之谓也，亦可为孙未尝对美方有所谓正面回应的旁证。
孙立人于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Ｏ年代可倒蒋而不愿倒蒋，蒋于一九五五年孙无以倒蒋时，竟以莫须有之罪名指孙欲以兵变倒蒋，实欲借故除孙耳，可谓狠者胜、善者冤也。
从历史定位看，孙立人案的种种冤情，确如岳飞案。岳飞案的成立关键是凭“众证结案，而武穆竟无服辞云”。这就是说，全凭别人的旁证咬岳飞，并没有岳飞自己承认的证据，孙立人也是“无服辞”，真是古今同调；岳飞案的罪名是“措置别做擘划”，孙立人案中的罪名是“明告叛乱计划”，也是古今同调；岳飞案中的罪名是“指斥乘舆”，孙立人案中的罪名是“辱骂元首”，也是古今同调。岳飞案中的元凶赵构杀岳飞以免直捣黄龙，迎回两宫；孙案的元凶蒋介石囚禁孙立人以免妨碍太子接班，更是古今同调。最妙的，岳飞本人并没“依军法施行”，而是以“诏狱”“特赐死”；孙立人本人也没“依军法施行”，而是“另案办理”，以手令特赐在家软禁，也是古今同调。岳飞手下的张宪、岳云等都“依军法施行”；孙立人手下的郭廷亮、江云锦等也都受军法审判，也是古今同调。所不同的是，岳飞案中有罪犯“送二千里外州军编管”；台湾太小了，只好送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