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长兄在桂林病殁，蒋怕李回到广西老巢，竟不准请假赴桂吊丧。（见《李宗仁回忆录》，页八七四）
然而到一九四八年年底，徐蚌会战已近尾声，国民党大军大败亏输，南京政府朝野震动，蒋想把内战国际化，提请美、苏、英、法四国干预，但十天之后，被四国拒绝。（见Ｓｈａｗ Ｙｕｍｉｎｇ，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Ｐ．２４３）蒋亦曾于八月上旬的一个周末，约司徒雷登在牯岭长谈，强调组织国际反共联盟的必要，但反应不佳。蒋又想把国共内战提到联合国，作为威胁世界和平案，发了后来的“控苏案”之先声。但这些“远水”救不了“近火”。此时民间和谈之声又起，蒋介石感到为难时，才去找李宗仁商谈。他自己不好意思吃回头草，再同中共讲和，只有找副总统出来背黑锅或做“替死鬼”。当事态日渐严重，蒋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四日破例登门拜访李宗仁求教，并表示愿意引退，请李顶起残局。李未即答应。
最后蒋介石祭出宪法程序要李宗仁干，并向李保证五年之内不干预政治。就这样，到了一月二十一日，蒋就下野了。蒋并替李宗仁拟好文稿，要李签字后散会。蒋本人的文稿于发表前由张群交李宗仁阅读，全文如下：
中正自元旦发表文告倡导和平以来，全国同声响应，一致拥护。乃时逾兼旬，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人民之涂炭，曷其有极。为冀感格共党，解救人民倒悬于万一，爰特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之规定，本月二十一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务望全国军民暨各级政府，共矢精诚，同心一德，翊赞李代总统，一致协力，促成永久和平。中正毕生从事国民革命，服膺三民主义，自十五年自广州北伐，以至完成统一，无时不以保卫民族、实现民主、匡济民生为职志，同时即认定必须确保和平，尔后一切政治、经济之改进，始有巩固之基础。故先后二十余年，只有对日之战坚持到底，此外对内虽有时不得已而用兵，均不惜个人牺牲一切，忍让为国，往事斑斑，世所共见。假定共党果能由此觉悟，罢战言和，拯救人民于水火，保持国家之元气，使领土主权克臻完整，历史文化与社会秩序不受摧残，人民生活与自由权利确有保障，在此原则之下，以致和平之功，此固中正声馨祝祷以求者也。（《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三十二卷，页二Ｏ九至二一Ｏ）
这篇书告中最可注意的是，他用了“假令共党果能由此觉悟”的字眼，这是他在二十一天前元旦文告中所没有的。蒋介石在元旦文告中，只暗示了共产党没有“和平的诚意”，但还没有明指共产党罪该“觉悟”。这一字眼，显然跟他回白崇禧电文中“假令共党确能幡然悔祸”如出一辙，由此可见蒋介石的心态。所谓“悔祸”，是比悔过更严重的字眼，悔过不过是表示后悔自己犯了过失，“悔祸”却表示自己造成了祸乱。《左传》（隐公十一年）说：“若寡人得没于地，天其以礼悔祸于许，毋宁兹许公，复奉其社稷。”柳宗元《柳先生集》（逐毕方文）说：“祝融悔祸兮，回禄屏气。”这些都显示了“悔祸”的真义。蒋介石用到这种字眼，显然自己仍以胜利者自居、仍以优势者自居、仍以高高在上者自居。因为在常识上，只有居于这种地位的人，才会要求别人“悔祸”也?选
对蒋介石这一心态，当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Ｊｏｈｎ Ｌｅｉｇｈｔｏｎ Ｓtuａｒｔ），后来在回忆录《在中国五十年》（Ｆｉｆｔｙ Ｙｅａ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第十章《没有实现的梦》（Ｔｈｅ Ｄｒｅａｍ Ｔｈａｔ Ｄｉｄ Ｎｏｔ Ｃｏｍｅ Ｔｒｕｅ）里，曾加旁观者清的论列。司徒雷登说蒋介石的“引退谋和书告”“大礼而论，这是一篇严肃而庄重声明，但也具有致命性的缺点，那就是他以一个权力强大的统治者的仁慈立场来对付兴兵作乱的叛徒，同时也漠视政府本身所处的绝望境况。”（Ｏｎ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熏ｉｔ ｗａｓ ａ ｄｉｇｎｉｆｉｅｄ ａｎｄ ｎｏｂｌｅ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Bｕｔ ｉｔ ｈａｄ ｔｈｅ ｆａｔａｌ ｆｌａｗ ｏｆ ａｓｓｕ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ｒａｃｉｏｕｓ ａｔｔｉｔｕdｅ ｏｆ ａ ｐｏｗｅｒｆｕｌ ｒｕｌｅｒ ｉｎ ｄｅａｌ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ｒｏｕｂｌｅｓｏｍｅ ｒｅｂｅｌｓ ａｎｄ ｏｆ ｉｇｎ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ｓｐｅｒａｔｅ ｐｌｉｇｈｔ ｏｆ ｈｉ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这种评论，真可说一针见血。——在敌人强大到兵临城下的时刻，兵败山倒的统治者，居然还能好整以暇，悠然以胜利者、优势者、高高在上者的口吻书告天下，这种对比、这种奇异、这种气派，真可说是古今所无了！
司徒雷登没有指出的是，他摆出这种奇异气派之后，立即要李宗仁去承担后果。然而要别人承担责任，又不肯把总统职位让给别人，书告中既未提辞职也不提引退，更不是副总统继任总统职位，而是“代行职权”。既是“代行”，即可随时中止“代行”，为复行视事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