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在江西时订定的原《剿匪手册》，准备展开军事攻势。同时授意张治中密电胡宗南，谓：“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做具体谈判，如彼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中共代表团关于张治中向胡宗南传达秘示致中央电》）事有凑巧，《双十协定》签订前二日，一架国民党运输机迷航，降落在太行山麓的共区，查获编号为三二五一代电的蒋致阎锡山密件，附《剿匪手册》两本，泄露了“剿匪”的天机（见叶永烈《毛蒋争霸录》，页四二八），《双十协定》签订后，蒋失望之余再密令各军努力进剿，想以饿虎扑羊的兵力，完成军令与政令统一之任务，不宣而战的国共内战实已爆发，但是进展迟滞，并不如蒋氏想象那样容易克奏肤功。
中共于日本投降后，虽知美、苏两大国均支持蒋介石，仍然不肯屈和，继续强硬抵抗。软的不吃，硬的也不吃，不仅出蒋意料之外，也出美国人的意料之外，还误以为斯大林与毛泽东有什么默契呢。其实斯大林得到满蒙利益后，很愿帮蒋的忙，只是对在华美军感到疑惧。斯既对毛冷淡，毛自亦不必买斯之账。一时之间，瞧不起秦皇汉武的毛泽东同时与蒋介石、斯大林、杜鲁门对抗起来了。
支援蒋介石的在华美军，旁观者清，很快看到蒋军不可能迅速解决共军，遂怕被卷入中国内战。更何况中共已对美军助蒋提出抗议，苏联也要求美国自华撤兵，杜鲁门基于中国统一的原则，武力统一既不可能或代价太大，只有回到和平统一的日程上来。要和平统一，国共又必须要回到谈判桌上来。美国不得不再度扮演仲裁的角色。赫尔利大使的亲蒋反共立场既过于明显，又与国务院在反共问题上搞得很不愉快，遂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辞职返美。杜鲁门乃特命马歇尔以总统代表赴华调解国共争端。当时，马歇尔在美国的地位仅次于总统杜鲁门，而声望或更过之。美国派出这样一位重量级的人物来做调人，可见对国共问题的重视，以及要维护美国对华政策之心切。
马歇尔于一九四五年年底飞抵重庆，带来的不仅是马氏个人的声望，还有“胡萝卜与棍子”（ｃａｒｒｏｔ ａｎｄ ｓｔｉｃｋ）——如果听话，不打内战，和平建设，美国将提供大量经援与军援；若不听话，则停止一切援助。蒋介石对马歇尔原有顾忌，因他与史迪威私人关系甚笃。马歇尔固然不至于以私害公，但他绝非亲蒋之人，更不会赞同蒋之个人独裁和一党专政。民主的联合政府，依马歇尔之见，乃理所当然之事，也是和谈必需的先决条件。蒋必须依靠美国，并无拒绝马歇尔调停的余地。蒋之法宝无非是强调中共乃苏俄之附庸，以迎合美方对俄冷战的心态。不过美方则认为，若国共不能合作，导致内战，反而失去以中国牵制苏俄之实力。（参阅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ｓ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ｏ Ｃｈｉｎａ Vｏｌ．1，Ｐ．６—７）
马歇尔与国民党代表张群、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组成三人小组，经过六次会议，于一九四六年元月十日获致停战协议，于十四日零时生效。同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也终于在国民政府大礼堂召开。（此会议之得以召开，实由于美方之压力，见Ｂａｈｉｔｅ，Ｈｕｒｌｅｙ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licy，Ｐ．１８６）出席代表除国共两党之外，还有青年党、民盟和社会贤达。
政协一直到月底才闭幕，中共在民主党派与自由分子的支持和合作下，颇占上风，诚如唐纵所说：“在政治协商会，政府好似在受裁判，其屈辱难堪，令人难受已极，但又无可如何。”（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五八Ｏ）最后通过五项决议，虽于国府委员名额有所争执，但重要的是确定政府改组，结束一党专政。蒋介石在开幕式上宣称他将接受政协的决定，他在闭幕式上更讲得甚是冠冕堂皇，声明拥护政协订定的《和平建国纲领》，愿以“保障民主自由为职志”，以“建立法治国家为目的”，甚至说今后的政府要由各党派的中坚分子以及社会贤达，共同来负责，说是“建国的重担，既不是国民党一党的责任，更不是中正个人的责任”，最后还说：“今后中正无论在朝在野，均必本着公民应尽的责任，忠实的坚决的遵守本会议一切的决议。”（蒋介石致词全文见重庆《中央日报》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话说到这里，毫无疑问，蒋介石已遵从政协的民主自由决议，愿意结束一党专政，改组联合政府。（参阅 Ｖａｎ Ｓｌyｋｅ，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ｓ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ｏ Ｃｈｉｎａ，Ｖｏｌ．１，Ｐ．２４）当时在场听蒋致词的人，很难怀疑他的真诚，以为内战可免、民主在望。但事后看来，讲词中所谓“中正个人从幼年起，对政治是不感兴趣的，平生的抱负和事业是只知献身于国民革命，以期救国救民”，语气已见矫情，而言外更有一段别含深意的话：
我相信，我们国内此后不会再有私有的武装军队、分立的地方政权，来妨碍政令与军令的统一。否则无论如何高唱民主，而事实上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