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角度，最后做这样的结语：“蒋介石不是大独裁者，他缺乏做独裁者的工具。他也不可能成为一个民主斗士。纵使他有此宏愿，他也无此机会。”(见前引书，页四二七)事实上，蒋介石并不缺乏独裁的工具，除了直接控制军队外，还有中统、军统等特务机关，所谓“蓝衣社”根本是效法墨索里尼的“黑衣社”(ts)与希特勒的“褐衣社”(ts)，只是比不过希特勒的“集权”，又因中国幅员辽阔，“魔掌”尚不能涵盖全域耳。正由于独裁心态，他绝无可能有做“民主斗士的宏愿”；若有此宏愿，则绝对有足够的机会。且不论抗战胜利后，在自由民主的潮流下，他仍坚持一党专政，反对联合政府，即使在美国的压力下，完成政协决议而又故意破坏之。至少撤退到台湾后的四分之一世纪中，有足够的时间与环境，逐步推行民主，然而他却以一再违宪连任，严禁言论自由，使反对党胎死腹中终其生。“无此机会”云云，完全不能符合事实，大历史的角度竟把历史铜镜看成哈哈镜了。
蒋介石生长的时代，正值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之勃兴，在空前激烈的内忧外患震荡下，仁人志士们的救亡意识特别强烈。蒋介石身历其境，具有显著的民族主义与爱国情操，原是顺理成章的事。然而我们细察他一生的言行，这位普遍被认为“深具民族主义”人物的爱国情操，并非如是简单。他的反帝民族情绪很不一致，例如对英帝表现出深恶痛绝，而对美帝却委曲求全，未免势利眼，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他心目中国家民族利益与其个人利益孰轻孰重的问题。我们不难看出，他常把个人与党国的利益，二而为一，他的危机就是党国的危机、他的挫败就是党国的挫败、背叛他就是背叛党国，例不胜举。两者的利益固然也有互相吻合的时候，例如他“绝对反对”台湾独立、美国托管，既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他本身的根本利益，因为无论“台独”或“托管”都将动摇他的权力基础，以及蒋政权的合法性。周恩来于一九五九年说：“民族立场很重要，我们对蒋介石还留有余地，就因为他在民族问题上对美帝国主义还闹别扭，他也反对托管、反对搞两个中国。”(见《周恩来统一战线文献》，页三九七)其实并不尽然，哪里仅仅是“民族立场”呢!蒋介石本身利益与党国利益冲突的时候未尝没有；至此时也，孰轻孰重，便见分晓：在抗战之前，他为了清除异己以稳固一己的权位，一再容忍日帝的蚕食鲸吞；抗战期间，若非日本军阀过于狂妄，不愿意撤军，他已准备承认满洲国，接受长城以南的国土了；抗战胜利后，为了拆中共的后台，不惜牺牲东北权益、出卖外蒙，以与苏俄签订友好同盟条约；他与史迪威闹翻，似乎是因为不愿把军队指挥权交给外国人，然而当国共内战失利，竟主动要求美国全权主持以救其危亡，惟遭杜鲁门拒绝耳。类此可见，他把自己的重要性明显置于党国之上。他是“皮”，党国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最可表达他的心态。
然则我们又如何来看待这位历史人物?台北的“野史馆”馆长刘绍唐(《传记文学》主编——编注)曾透露一则大内秘闻，说是大陆上大闹文化革命之时，国民党内策士议论纷纭，而蒋总裁一言搞定：“权力斗争是真，其余都是假的!”且不论此一惊人之语是否完全正确或过于简单化，至少透露出此语者的心术，并可从他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六日的日记里得到印证：“政治生活全系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这种不择手段的以术谋权，原是打天下或争天下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项羽与刘邦，一个说“彼可取而代之”，另一个说“大丈夫当如是也”，都表现出这种野心，而蒋介石在发迹之前，于一九二一年岁暮，自沪赴港海行途中，向他新婚爱妻道出“我很有野心”的心声(见《陈洁如回忆录》上册，页一二九)，所谓“野心”的具体内容，乃是不为他人做“嫁衣裳”，而由自己来开创基业。既然把国事视为自己的基业，何异自古以来的帝王思想?蒋介石终于把基业传给儿子蒋经国，岂是偶然?俗称“蒋家王朝”，并非虚妄，而蒋氏牢固的封建迷信意识更带有传统色彩。
从帝王的角度看，蒋介石的“野心”、“权术”与“际遇”，已使他实际上成为开国之君，他的名义是蒋总司令、蒋委员长、蒋主席、蒋总裁、蒋总统，实质上与操生杀大权的皇帝无异，他手批枪毙实在比皇帝批杀头更无拘束、更可不按程序。但是他马上得天下，枪杆子出了政权，却不能马上治天下，奋斗了一辈子、忙碌了一生，落得二世而亡的结局。我们重读孔尚任的，能无历史重演的感慨？请看这一段：
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来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页一四八)
岂不是又一场金陵春梦？而其兴亡之遽，照诗人史家陈寅恪的说法，古来没有几回，而其亡也，使公(蒋介石)“自我失之”!(见己丑夏日诗)
“自我失之”的原因很多，但主要不在使公的出身。蒋介石少年顽劣无赖，成年混迹帮会、拜老头子、炒股票，以及在十里洋场的荒唐放纵行径，乏善可陈。然而在绵长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