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他感到有职无权。博古说。
我看不仅是这些，与毛的鼓动有关，别忘了转移初期他们三个人天天在一起。李德强调着。
博古不置可否地一笑，半晌才说：王稼祥、洛甫对我们不满，否定我们都可以理解，周恩来为什么否定我们，难道红军到目前这种样子，他就没有责任么？
李德道：按你们中国话讲，这个人就是很识时务。
博古没有再顺着李德的话说下去，不知是安慰自己还是安慰李德：他们坚持转道去贵州，这样也好，只不过是推迟与2、6军团会合的时间而已，到头来，他们无路可走，还得去与2、6军团会合，到时候仍然说明咱们是对的。
问题是这种转变，未来的责任谁来负，现在是我们指挥这支部队还是毛泽东他们？万一红军的命运遭到不测，我怎么向共产国际组织交代呢？李德激动地站了起来。
博古也站了起来，豁达地说：历史会做出公正回答的。
李德无奈地耸了耸肩。
那天晚上，博古为了宽慰李德沮丧的心情，安排肖月华和李德住在了一起。
这种机会对李德和肖月华来说是难得的。就是他们有机会见面，也不一定有相聚的条件。李德很难理解这种柏拉图式的恋爱方式。他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时，便会莫名其妙地发火。
历史自然会公正客观地对李德有个评说。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这样描写李德：
李德是个心灰意冷，饱经沧桑的前普鲁士军官，在他骑上马同红军一起出发长征时，也是个变得聪明了一些的布尔什维克。他在保安向我承认，西方的作战方法在中国不一定总是行得通。他说：“必须由中国人的心理和传统，由中国军事经验的特点来决定在一定的情况下采取什么主要战术。中国同志比我们更了解在他们本国打革命战争的正确战术。”
当时他的地位已降到极其次要的地位——但是他们都已埋葬了过去的不愉快的感情。
但是，应该为李德说句公道话，他在江西应负的责任的实际程度可能被夸大了。实际上，他成了共产党为自己吃了大亏进行辩解的一个重要借口。
他成了一个骄横跋扈的外国人，害群之马、替罪羊，能够把大部分责任归咎于他，总是使人感到宽心的事。但是实际上几乎无法相信，不论由哪个天才来指挥，红军在遇到了他们在第5次围剿那一年所遇到的不可逾越的障碍之后，仍能胜利归来。无论如何，这次经历是一个很好的教训，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都可能从中受益，把全面指挥一支革命军队的战术的大权交给一个外国人，这样的错误，以后大概不会重犯了。
通过李德和博古的失败，给以后的黎平会议打下了一个基础。具有历史意义的还是著名的“遵义会议”。毛泽东重新掌握了兵权，才有了陕北的胜利会师。当然，这一切都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