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地扩红。收成相当好，人们一年到头地忙着播种、收割、耙地、插秧。这时本来可以喘一口气了，但又担心似乎要出什么事，到底是什么事，谁也搞不清楚。中秋节已过，家家户户门框上贴着的大红对联和凶恶吓人的门神已经有点破旧了。人们希望这些东西能继续保护他们免遭厄运。
于都的人们，直到看到大队的红军人马源源不断地跨过于都河，他们才清醒地意识到，红军这一走和每次并不一样，因为红军带上了他们的全部家当。红军这一走，何时才能再回来，只有天知道了。
他们很快想到，红军走后，那些还乡团马上就会到来，夺走他们已分到的土地，苦日子又得从头过起。
先是几个老人哭了，很快影响了那些送行的乡亲们，他们站在于都河畔，目送着远去的红军，他们在流泪。
从各军团的行动路线中可以看出，最后前进的方向，都是南移。这和长征前，周恩来派何长工和“南天王”陈济堂的代表秘密交易分不开的。红军部队在通过陈济堂防区时，几乎没有遇到什么真正的抵抗。
索尔兹伯里在写长征初期时，有这么一段：
刘伯承把中央纵队比做轿子的坐椅部位，该纵队的行动不能像作战部队那样迅速，数千名挑夫和他们的重担——伤病员和老人拖了后腿，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央纵队成了沉重的锁链，拖累着行动较快的作战部队。最后，不得不甩掉那些沉重的包袱（挑夫居然还抬着办公桌椅和文件档案柜）。
中央纵队受到了很好的保护，伤亡极少，出现更多的伤亡是由于敌机轰炸和偶然的事故，如惊马带着背上的人一起掉下山涧，而不是由于战斗。
在这个纵队里，当然有指挥作战的李德、傅古、周恩来，还有毛泽东、王稼祥等人。王稼祥一年多前腹部负伤至今未愈。这里还有30位妇女干部，她们大多数是高级指挥和高级干部的妻子，很多人自己就是高级干部。
红军像拖着圆木的象队，转移到苏区的西南角，从那里悄悄地越界进入白区。此时的时间是1934年10月20日。
红军在出发前，浏览了大量的敌人的报纸，没有看到一条有关红军即将突围的消息。博古和周恩来等人长长地吁了口气。
10月21日夜，红军很顺利地冲破了第一道碉堡防线，越过了桃江河。随后又急速向第二道封锁线挺进。
10月10日，双十节那天。南昌行营，蒋介石府宅，显得分外忙碌和热闹。宋美龄从侍从手里接过早已为蒋介石熨好的衣服，这一天的蒋介石，照例要向军政各界要人训话。
当蒋介石站在宽大的讲台前，看着台下人头躜动的各界要人，心里涌动着即将成功的喜悦。他的开场白自然是从“围剿”说起，攘外必先安内的精神也是他一再重复的话题，虽然是老调重弹，但仍博得了台下一阵阵掌声。蒋介石最后说：围剿赤匪，指日可待，希望各界精诚团结……
第二天，他在《民国日报》上看到了那篇重要社论。社论的主题是当前面临的问题。社论中说：
天灾将至，第二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共匪趁机作乱，人们应崇尚仁义道德，戒酒禁舞，为祖国与中华之生存而努力奋斗。社论又要人们相信，乱世中之大幸，江西的局面正迅速改观，共匪一年之内即可肃清，他们已四面楚歌，不得不用绳索把士兵拴在一起，以防逃跑，共匪已土崩瓦解，云云……
蒋介石深知这篇社论有虚拟的成分，但剿共连连告捷，使他自己也感受到了东方的天际已露出了曙光。在这样一片大好的形势下，他已经决定，到西北转一圈。不仅是视察，更重要的一层因素是了解那里的民众。他的高级顾问冯·赛克特曾说他只了解部队并不了解百姓。他要做个姿态给他的顾问看一看，他是怎样了解他的民众的。
正当蒋介石得意于他的西北行时，红军正以最快的速度开始战略大转移。
直到10月底，国民党才觉察到红军转移的一点风声，一个月以后，蒋介石才彻底搞清红军的意图。
那时红军已到了湘江。
10月18日南昌报纸发表了一篇祝贺14日攻克“兴国模范区”的消息。10月27日同一家报纸又说“赤匪”正企图突围逃跑，并说攻打信丰和安远的红军被击溃，损失达万人。次日这家报纸又说：28日宣布宁都被攻陷，31日宣布“赤匪根据地”已被粉碎，红军已从瑞金撤往外地。
另一家报纸则说：共产党屡遭失败，但依旧十分顽强，彻底剿灭，尚需数日。
直到12月，南昌的报纸仍说：前赤区的清理工作，伤共军万人，俘敌4万。
整个世界对当时的中国也知之甚少，在1934年11月9日，《纽约时报》才在一篇报道中说：有4万共产党军队撤离了被封锁数月的江西和福建，此时正在西征途中，他们沿着粤汉铁路两边的湖南边界行进，在一个100英里长，12英里宽的地区大肆抢劫。
3个星期以后，《纽约时报》又说，国民党已在江西打败了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