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都四个县之间的空地说：你们的分局就是要保卫苏区的胜利果实，另外要死死地拖住敌人。
博古补充道：你们要有信心。
项英刚才对苏区的存亡还是抱着悲观的态度，此时面对着苏区这张地图，使他又坚定了自己乐观的想法，他坚定地说：你们放心好了，等你们回来时，苏区的面貌将会大变的，你们这次西征，我担心的不是敌人的强大，倒是周恩来，你们应注意这个人，我发现此人对国际路线是动摇的，这个人很容易转向……
李德没急于说话，他点燃了支“美丽”牌香烟，这不用项英提醒他也清楚，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周恩来仍提倡毛泽东那套游击战术，在正式场合就提出过两次，都被他和博古给否决了。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战术、打法，虽然周恩来没再说什么，但他可以看出周恩来一直不太满意，只是暂时保留意见而已。他当然对周恩来有独到的见解，虽然这种见解带着个人的好恶和恩怨，但也不能不说是反映李德当时的一种心境，这种心境在以后出版的《中国纪事》中，有这么一段：
共产党领导人中精力最旺盛、策略最灵活的是周恩来，周受过中国的古典教育和欧洲的现代教育，有丰富的革命经验和国际经验，有杰出的组织才能和外交才能，然而在政治上，他总是力求见风使舵，使自己适应环境的变化，在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和国民革命军最高司令时，他曾任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主任。他在1927年组织了上海起义和南昌起义，但作为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常委，他在20年代末也参与或容忍了陈独秀和李立三的错误……
项英在长征前夕，提醒李德和博古注意周恩来的转向情绪，李德并没有把事情看得那么复杂和夸大，他相信部队这次西征一定会达到预期目的，目的达到了，他不相信周恩来会转向。直到此时，他仍坚信自己牢牢地控制着红军最后的决策权，他一点也没怀疑过自己的能力。就是到了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放弃了与2、6军团会师的想法，北上陕北，他也没放弃自己的主张和想法。至于红军在陕北会师，最后发展壮大起来，那是后来的事情，况且若坚信自己的与2、6军团会合主张，也不能说以后红军就没有出头之日。
当李德和博古走出项英的庭院时，夜已经很深了，远处红军营地里仍是一片忙乱的景象，李德看到眼前的一切，心里说不上踏实，也说不上不踏实，他不知道十几天以后，部队转褹E时，会遇到什么样的不测。
早在拟定走留人员名单时，周恩来曾给毛泽东看过一份名单。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等都被编入了中央纵队的休养连，毛泽东面对着这份长长的名单，并没有说什么。
李德和博古在研究走留名单时，对留毛在苏区还是西征也颇费了一番脑筋。
毛泽东现在在军内已无职无权，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一职，在离开苏维埃之后已毫无意义。如果把毛泽东留下，他很可能东山再起，当初毛泽东也就是率领千八百人马来到井冈山，后来与朱德的队伍会合，创建了大片苏区，使红军这支队伍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不断发展壮大起来。他们相信毛泽东有这个能力，如果把毛泽东留下，让他再把苏区闹得红火起来，这并不是一件坏事，但李德、博古却不希望让苏区落在一个与国际路线相违拗的人手里，那样，即使再有十个八个苏区，对他们来说也是无益的，最后他们选择了项英。
李德当然对毛泽东有他自己的认识，在他的《中国纪事》中写道：
毛泽东是一个身材修长，几乎可以说是很瘦削的四十来岁的中年人，他给我最初的印象，与其说是一个政治家和军人，不如说是一个思想家和诗人。在很少的几次庆祝会上，我们见面时很随便，在这种场合，他总是保持一种威严而又谨慎的态度，总是鼓励别人喝酒，说话，唱歌，他自己则在谈话中插讲一些格言，这些格言听来似乎无关紧要，但总有一定含意或暗示。很长时间，我一直吃不惯味道很浓的菜，像油炸辣椒，这种菜在毛泽东家乡很普通。这就引起了毛的讥讽，他说：“真正的革命者的粮食是红辣椒。”和“谁不能吃红辣椒谁就不能战斗。”
当有人第一次提出，我们的主力是否应当突破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封锁这个问题时，他用一句毫不相关的话，回答说：“良疱岁更刀，割也；族疱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片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硼。”总之，他喜欢引用民间的形象比喻……当然毛也用一些他所熟悉的马克思主义术语，但他的马克思主义知识是很肤浅的，这是我对他的印象。博古也同意我这种看法，他还说了几条理由：毛从来没有在国外生活过，不懂外语，中国又非常缺少马克思主义著作，有限的几本也是第二手的，原著更是屈指可数，糟糕的是，毛用折衷主义的方法，曲解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并加进其他的内容，例如常常讲无产阶级不仅仅是产业工人，而且包括那些最贫穷的阶层——雇农、半佃农、手工业者……
基于李德对毛泽东的认识，他们把毛泽东放在中央纵队，跟董老、谢老、徐老等人放在一起，觉得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