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厌恶装深沉和假崇高，“做过了就会变成笑料，比如陈凯歌”。
小说不就是讲故事吗？
是新近的作品，去年封笔，迄今一年有余，他笑嘻嘻地说是江郎才尽了，“早就尽啦，尽了就尽了呗。”
“我就是一个玩票的，嗓子倒了就不唱了呗！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他还是锦江（国际集团）董事、高级副总裁，锦江北方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他曾这样评价自己：一流的室内设计师、二流的企业家、三流的小说家、四流的编剧。
他的作品受到读者热捧的同时，也遭到业界的诟病，雷同的布局、经不起推敲的结构，以及过于仓促、直白的表达手法等等。他显然不爱听这些批评，有些赌气地说自己就是一个“业余的”、“玩票的”，“是残疾人参加奥运会，是百岁老人跑百米”，“什么经典啊、传世啊，我都不去想，我就说一点儿，没有人比我更辛苦！”
你可别真的以为他“不去想”，他其实很晓得自己的位置和价值。“什么叫经典？你要跟人吹，‘２００年后我就是经典’，这是胡扯。要我说，凡能反映时代风貌的文字，对人类普世价值有所观察、记录的作品，都有传世的可能。”
“大家都赛着写丑、写边缘，可我觉得人类之所以美好，恰恰在于人性中的利他情愫、向善的本能，文学难道不应该关注这种本能吗？我的小说不是纯文学，也不是庸俗文学，是通俗文学，是为大众提供情感消费品的通俗作品。”
在自己的博客里，他更加恣意。有网友笑他的小说有亘古不变的“迷魂配方”——恋情六钱＋悬念六钱＋人性五钱＋道德四钱，他不以为然，反而甚为得意，“我想中国最不雷同的作家就是我了。我可以马上写商场、写政治，也有能力写好。但我的选择是在写完‘杨志卖刀’后再写‘林冲卖刀’。金庸先生评价施耐庵时说，施耐庵的优秀就在于他敢于这样做，别人恐怕是避之唯恐不及。我也这样做了，我想让读者看看‘杨志卖刀’和‘林冲卖刀’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有人赠他“故事大王”的名号，他觉得好笑，但以此自勉，“现在的文学评价体系都是所谓小众和精英给出的，这使得作家更注重于叙事形式的探索和内容的边缘化。我们的作家形式探索能力很强，但讲故事能力很差。小说到底是什么？它不就是讲故事吗？”
“安心”适合做老婆
因为作品常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他一下子成了影视圈里的熟面孔，在这个圈子里，他有两大发现：其一，绝大部分演员不爱读书；其二，年轻一代没有禁忌和底线。他选演员时听到过男孩子们谈起自己的女朋友，语带猥琐和不屑。
这发现让他心有恐慌，他认为不读书和没有禁忌都让人缺少感受美好的能力，“这些年轻人的心里怎么就没有一点儿美好的东西呢？”看得多了，下笔反倒单纯，因为作品里有他心仪的爱情世界。“我是个商人，在商场中冲冲杀杀，但我不想写那些乌七八糟的黑暗了，我希望我的文学里能有个充满真情和高尚心灵的美好境地。”
这个靠写爱情小说出名的作家至今还是独居，一个人带着４只猫、７只狗过活。采访的当天早上，家里最老的猫刚刚过世，他在电话里跟朋友长吁短叹，说，“动物对爱的回报是最直接、最本能的，比人好。”而家庭呢？“照顾别人就得放弃自己，四世同堂似的天伦之乐，简直也是人间地狱。”
他称自己为典型的爱情至上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个爱情悲观主义者，“我的作品里，没有哪个爱情能有完美的结局。”在博客里，他这样写，“我相信有爱情，但不相信爱情能长久，不变是暂时的，变才是永恒，差别在于变得更好还是更坏。”将爱情看得如此暗淡虚无，他还是要在小说里写尽爱的给予、磨难，以及美好。他要读者体会他的用心，“我的主角都是不到２５岁的！”这是个为爱愿意付出一切的年龄。
他视为童话的，是都市男女在钢筋水泥的围城里求之不得的纯粹，“人过了２５岁，很难再有纯粹的所谓爱情，每段经历都让人心里多打个小九九。结果的悲喜，是当事者的一场游戏罢了，其实大都过了也就过了。”“因为现实中没有，所以有渴求。我的小说就是一种情感消费品，我自己写小说也是一种情感消费。”他爱自己小说中的女孩儿们，如果恋爱，他希望是跟欧阳兰兰（女主角），“她的爱疯狂中有危险，但我们不就是希望这样炽热吗？”而结婚，他愿意选择里的优优、里的安心，以及中的小柯，她们善良、宽容、温柔，“对所爱的人充满母性”。
他说自己写小说像是游走在冰和火的两重天地，“电话里刚跟单位同事说着事儿，有时还发了脾气，挂上电话就能边写边掉眼泪。”如此心境转换，会不会影响健康？他冷冷地说，只要自己的情绪不影响别人，即便伤害了自己又有何妨呢？“文学关注的是一个人的精神状态。无论命运怎么变化，人都要有个恒定的精神支撑，这就是古人推崇的‘吾道一以贯之’。”
他偏爱中的周志明和里的安心，因为他们是理想人格的体现。“唯大英雄能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