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中的大多数幼年、童年乃至青少年时期不知巧克力为何物。五十个人的玩具加在一起也没有儿子的玩具多。一件新衣服会使我们欢欣雀跃。新衣服是爸爸或者妈妈买的，可我们都普遍地认为最应该感激的是毛主席和共产党。没有毛主席，就没有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衣服。我们的父辈虔诚地在我们的头脑中打上这种“胎记”。全社会唯恐我们忘却了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且生存下去的意义只有一个——知恩图报。后来我们长大了。我们就开始唱另外一首歌：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心，要为真理而斗争，
哪里有困难，哪里有我们，赤胆忠心为人民，
不怕千难万险，不怕山高海深，高举革命的大旗，
激浪滚滚永向前，永向前！……我们唱着这首歌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我们这一代大多数人的胃，消化过野菜、草籽、树叶。而“人造肉”、豆饼、糠皮在我们看来是好东西。可我们唱那首“青年进行曲”时声音嘹亮，并不气短。
我们这一代人当时的悲剧在于我们追求一种“革命思想”的热情，超过我们追求文化知识的热情，而任何“革命思想”如果没有文化知识作为奠基石，与宗教教义相差无几。我们不懂得这一点，社会也不懂得这一点。我们所接受的文化教育，是在“革命思想”的灰锰氧中浸泡过的。而我们所受到的一切“革命思想”教育的全部内涵，其实只用两句词儿就足以概括——热爱吧！感激吧！在中学政治课堂上，我们的头脑中渐渐形成了这样一条结论——领袖即党。
于是，我们的热爱之情，感激之情，集于一人一身。明白而又明确。
于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这一代的热爱、敬仰、崇拜、服从便达到了“无限”的“光辉顶点”。这是整整一代人的狂热，整整一代人的迷乱。而整整一代青年的迷乱与狂热，对于社会来说，是飓风，是火，是大潮，是一泻千里的狂澜，是冲决一切的力量！当这一切都过去之后我们累了。当我们感到累了的时候，我们才开始严峻的思考。当我们思考的时候，我们才开始真正长大成人。当我们长大成人了，我们才感到失落。当我们失落了，我们才感到愤怒。当我们愤怒了，我们才感到失望。当我们感到失望了，我们才觉醒。当我们觉醒了，我们才认为有权谴责！
试问，有谁比这一代人精神上所造成的失落更空洞？有谁比这一代人所感到的失望更巨大？有谁比这一代人的谴责更激烈？
然而今天，当中国的历史又翻到崭新一页的时候，我与我的同龄人谈到毛主席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说过这样的话：“毛主席·毕·竟是一个伟大的人物。”
历史的评价是那么公正地体现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我们不再是历史的奴仆。我们拿历史来作我们的眼睛。我们用我们的思想来作中国这一段历史的终结。它将不仅仅是用文字写在种种历史的或政治的教科书上，它是用我们昨天的和明天的社会行为写在我们的心理历程和思想历程上。
我对沃克讲到这样一件事：不久前我到河南某市某工厂去体验生活，见一车床前竖立一木牌，上写“光荣车”三个红字。我以为操作这台车床的青年工人是劳模，一问却不是。原来某某中央领导同志到这个工厂来视察过，同这个工人握过手，说过几句话。
因问：“谁让竖这块牌子？”
答曰：“厂党委决定的。”
又问：“不影响视线么？”
答曰：“当然影响。”
再问：“出了事故怎么办？”
那青年工人默然。
问：“你并不喜欢在自己车床前竖这块牌子吧？”说：“叫我如何回答你呢？”
我对他讲，他应该向领导阐明利害，建议领导去掉这块牌子。
他说：“这样的建议怎么能向领导去提呢？”
我说：“那我替你去向领导提。”
他慌了：“千万别，领导会以为我对你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
我说：“你放心好了，我只字不提你。”
我便去找这个厂的领导们，希望他们去掉那块木牌。
他们大不以为然，都用不乐意接受的目光瞧我。我说：“这不仅是我的希望，也是我的批评。每一个中国人在今天都有权对这一类事情提出批评。第一，那块牌子竖在车床前，一天不擦，就会积满灰尘，有碍观瞻。天天都擦，使工人增加了一件小小的麻烦事。他们嘴上不说，心里并不高兴。崇敬若非出于自愿，定然适得其反。第二，它挡住光线，也挡住工人的视线，违反安全生产条例，也许会成为什么不幸事故的隐患。第三，中央领导同志肯定不知道你们这种做法，知道了也会批评你们。第四，它早早晚晚是要被去掉的。早去掉，主动。晚去掉，被动。晚去掉莫如早去掉的好。第五，它竖立在那里，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他们面面相觑了一阵，其中一个说：“我们将那块牌子竖在那儿还没多久。竖在那儿的时候，无须解释什么，人人明白。再由我们决定去掉，就总得解释几句吧？不解释不太像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