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问年终“分红”多少？说一百余元。问岂不是路费就用去了一半么？说值得。大受感到，留他在我宿舍同住了一夜（那时我已分到一间十平方米左右的小房间）。第二天，就集中时间和精力将三个剧本全部看完。那三个剧本实在不值得谈什么意见，但唯恐刺伤那农村青年的自尊心，与之委婉地谈了一个上午……
另一件事是：某日有一精神病患者纠缠在传达室，要求与编辑当面谈构思。传达室为难，组长也为难。传达室说，编辑部若无人出面，便只好找保卫科了。我便自告奋勇，前去进行安抚。我的哥哥也患精神病，我自信颇善安抚精神病人。
走入传达室，但见一个四十岁左右男子，像待审的犯人似的，双腿紧紧并拢，双手放在膝盖上，坐得那么规矩。规矩得可怜。他留中分头，一张瘦脸刮得干净。穿件新蓝干部服，连领钩也扣着。虽旧却熨出裤线的灰裤子。一双黄色塑料凉鞋，赤脚。表情安静。
瞧他那样，并不像精神病人。
可传达室内除了他再无别人。
我问传达师傅：“精神病在哪儿？”
传达师傅朝那人努嘴。
我不禁转身诧异地再次打量那人。
他缓缓站起，文质彬彬地说：“我不是精神病，我是来送剧本的。”
表情依然如故。
我说：“我找的不是你啊。你误会了。我是编辑室的编辑，你带来的剧本可以交给我啊。”
他打量着我说：“我看你不是编辑。”
我问：“那你看我像干什么的？”
他一字一句地说：“我看你像保卫股的。”
我说：“你错了。”掏出工作证递给他看。
他看了，似乎信了。还给我，从一个黄色的学生书包中掏出剧本，双手捧着，郑重其事地交我。那表情，仿佛将千金至诚相托。
我接过剧本，问：“你的姓名。”
他从传达室的长椅下拖出一个口大底小的白铁桶，自内取出一卷红绸，默默展开来——红稠上，梅花篆体赫然醒目地写着四个毛笔字——齐天大圣。
我惑然。
他说：“这就是我的名字。”
我问：“你住哪儿啊？”
他指桶——桶内一条毯子，说：“盖天铺地”。那时他脸上才显出一种怪异的笑。
我说：“外边在下雨啊，盖天铺地哪成？”
他说：“行者苦中求乐。”
我便断定，他是属于那类主观狂想型精神病患者，一忽儿明白，一忽儿糊涂。这会儿是糊涂了。
传达师傅便上前替我“解围”道：“你是‘齐天大圣’，这里可不是花果山，也不是天宫，剧本留下，你快走，快走。”他瞪目道：“你把我当成疯子？”
我赶紧说：“你若是精神病人，我便也是精神病人了！”又转对传达师傅说：“让我带他入厂，我要和他谈谈。”传达师傅愕然地问我：“带他到办公室？”
我说：“带他到我宿舍。”
传达师傅不放心地看着我，低声说：“小梁，你何必？”我说：“不会发生什么事的。”见他还不放心，又说，“我哥哥也是精神病。”
我带“齐天大圣”到我宿舍，待之为客，与之攀谈。他糊涂劲过了，又明白起来，谈吐很是文雅。
攀谈中，我知他是北大毕业生，五七年打成右派，劳改六年。现虽已平反，重新分配了工作，单位却不要求他上班。无所事事，便写电影剧本。
我心中对他充满了同情。
当晚，留宿我处。
第二天，送至火车站，替他买了回河北的火车票。送入站内，又送至车上，与乘务员特别交待了一番，望着火车开走才返……
想起这两件事，我觉得，自己算得上一个有责任感的编辑。尤其对业余作者，从未劣待过，即使对方是一个精神病患者。
于是倍感大有回一封信的必要。
我在信中写道：“你的父亲是高级干部，你的靠山可谓固矣。你的剧本由各级负责人推荐，你的‘后门’可谓大矣。像大作这种水平的剧本，北影厂每年收到数千份。我厂委派了一位编辑副主任和我这位编辑加以扶植，对你可谓另眼看待矣！你乃三十多岁人，感冒发烧，区区小病，你的父母便‘放弃非常重要的革命工作，精心照料’也忒娇贵忒宝贝你了吧？老实讲，按一般稿件处理，你只能得到一张退稿笺罢了，而且将在三个月后……”
写完，装入信封，填了地址，怕自己忽然产生什么顾虑，立刻寄走。
之后，静坐片刻，想到文化部成立了一个什么“剧本委员会”，在部长同志直接领导之下，遂生一智，便又给“剧本委员会”写了一封信。
大意是：该剧本系某负责人之子改编，且有文化部及电影局领导同志肯定之评语。我厂拍摄任务已满，现寄你们，你们指示其他兄弟厂拍摄，似更加顺理成章，成人之美……附在剧本之内，一并寄走。
仅仅五六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