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乞丐到元首

    对德国而言，这个经典性的战役叫“阿登大反攻”，但对于美国人，这不过是“凸出地带之役”。至１２月２８日，此役的第三阶段也是最后阶段已迅速到来。在那天举行的一次高级将领会议上，希特勒承认形势已经绝望，但又说，他从未学过“投降”一词，他将用最大的热忱去追求他的目标。“我精神上也许会受忧虑的折磨，身体也可能搞垮，但我要战斗下去，直到形势转而有利于我。什么也改变不了我这个决定。”

    所以，他就要在新年发动另一次反攻，代号叫“北风”，地点在阿登南面。取胜的前途是很光明的。部队已集结完毕；盟军一点也没发觉，甚至连飞机也未派去侦察该地区。“这些人觉得没有必要看看周围。他们完全不相信我们有可能采取主动。也许，他们还以为我死了，或患了癌症……”他母亲逝世（因为癌）的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时，他竟牛头不对马嘴地提到癌，这倒是蛮有意思的。

    他接着说，第一个目标是用反攻的办法，澄清西线的局势。“为达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狂热，”说着，他又讽刺起来。“也许还有人暗中在反对，说，‘行呀，不过，能成吗？’诸位先生，同样的反对意见早在１９３９年就提出来了。那时，人们用笔头和口头告诉我，这件事是干不得的，是干不成的。

    到了１９４０年冬还有人对我说，‘你不能这样做。我们干吗不躲在西壁后呢？’”他的声音变得强硬了。“那时若不进攻他们，我们会变成什么？今天的形势与那时完全一样。”

    在那天的军事会议上，伦斯德犯了个错误，劝希特勒放弃“秋雾”并在盟军反攻前撤退。希特勒顿时火冒三丈。他说，“北风”一开始，他便重新向默兹挺进。他用一手指点着墙上挂着的大地图——指点着凸地南面约１００英里的地方说，在德国整个历史上，新年之夜向来是给德国武装力量带来好兆头的，而今年除夕之夜，将使历来只庆祝新年而不庆祝圣诞节的敌人既惊奇又不愉快。“北风”的必然胜利，他说将“使阿登大反攻左翼所受之威胁自行消灭”——他对下边几个字加重了语气——“只要有成功希望，大反攻将重新开始”。他的热情令在座者感动之极——虽然，他左手在抖动，脸色也苍白得很。“同时”，他接下去说，“莫德尔要巩固其阵地，重新组织对默兹的攻势，还要对巴斯托尼发动另一次强大的进攻。最主要的是，要拿下巴斯托尼！”深夜，９个机械化和步兵师便向希特勒不惜一切代价要取得的城市扑去。

    “在沙盘模型上进行的演习是显不出军事素质来的”，次晚，他对巡视装甲部队的托马勒将军说。“归根结底，军事素质是要在坚持中，在毅力和决心中才能显示出来。这是取得任何胜利的决定性因素。若不是建立在毅力和坚韧不拔的决心上，天才也不过是难以捉摸的鬼火罢了。在人类的生存中，这是最重要的。”世界历史，他说，只能由具有坚韧不拔的决心，有勇气去实现其信念的人们来铸造。“谁都不能永垂青史。

    我们不能，我们的对立面也不能。这仅仅是谁能坚持久些的问题。谁咬得住，谁就能得到一切。”美国若投降，他不会有什么事；纽约仍然是纽约。“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说，‘我们受够了’，那末，德国便不能再生存下去。”希特勒之所以要顽强地将一场看来已经失败的战争打下去，原因就在于此。对像他那样的赌徒来说，只要有千分之一的机会，那都是值得去碰的。对别人纯属疯狂之举，对他那种人却是合乎逻辑的。

    他的首席宣传家却不像他那样嗜血成性——至少是在私下里。在新年前夕的晚宴上（著名的“斯图卡”驾驶员汉斯·乌尔里希·鲁德尔在座）约瑟夫·戈培尔刻薄地说，他的帝国总体战全权大使的头衔是空的。“现在，再也没有什么需要实施的了”，他说。“一切，包括花店在内，都被英国轰炸机关闭了。”

    戈培尔说到这里，他的夫人打断了他，说了一句客人们难以相信的话。“为什么不告诉这些老将们，三年半来，你很少与元首单独在一起。”戈培尔很狼狈，叫她别再往下说，但她却不愿住嘴：“这些人有权知道这点。”戈培尔转向海茵·卢克——在希特勒任总理后不久，卢克就曾警告戈培尔，在冲锋队里，许多人都与他一样，对希特勒向德国民族主义者妥协，深感不满。这种妥协，卢克认为，最终必将导致国家社会主义的死亡。那时，戈培尔曾气愤地指责他为机会主义者；现在，这位宣传部长后悔地说：“我本应在１９３３年就听你的话。”话题转到了近几年来所犯的政治和军事错误上。大家几乎一致同意，末日即将来临，只有鲁德尔一人声称，元首的新的秘密武器将带来惊人的胜利。

    快到午夜时，旨在消除盟军对凸出地带的压力的“北风战役”开始了。德军的８个师兵力，锐不可当，从西壁冲杀出来。他们的目标是袭击阿尔萨斯北部边界附近的美军第七军。深夜１２时一敲响，在北面的阿登，炮声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原来，乔治·巴顿压抑不住，令属下的所有大炮同时开火，庆贺新年。

    ５分钟后，希特勒的声音——有点刺耳但充满信心——在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