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乞丐到元首

    ７月２１日午夜过后不久，奥托·斯科尔兹内便完全控制了本德勒大街，陆军总司令部的日常事务又重新得以进行。他在施道芬堡的保险柜里发现了起义的详情，下令逮捕了一大批军官。

    在宣传部，戈培尔和希姆莱正在审问一批将军，包括弗洛姆在内。将军们得到的礼遇，喝到了酒，抽到了雪茄，有些将军，例如科茨弗莱契，在被证明无辜后还获准回家。凌晨４时，调查结束。戈培尔满脸笑容从办公室走出来。“先生们”，他宣布，“叛乱已经结束了。”他送希姆莱上车，与他的老对手长时间握手告别。然后，他便回到楼上，用自己的丰功伟绩去款待他的心腹。戈培尔得意忘形，蹲在桌子上，倚靠着一尊元首的半身铜像。“这是一个纯化心灵的风暴”，他说。“今天下午可怕的消息传来时，谁敢想象，这一切竟能如此神速地结束，而且结束得如此漂亮？”这真是不折不扣的奇迹。希特勒倘若死了，人民便会说是上帝的审判。“后果会无法估计。因为，在历史上，只有事实才能作为证据。这次呢，它们在我们这一边。”因此，应该指示报界将此次阴谋事件贬低。

    在“狼穴”，鲍曼仍在向地方长官发指示。凌晨３时４０分，他通知他们“叛乱可以认为已经结束”。上午１１时３５分，他转达了希姆莱的紧急请求，“你们应立即停止向态度暧昧甚至应列为公开的敌对分子的军官们独立采取行动。”换言之，他自己握有恢复秩序和彻底进行调查的全权。实际上，他业已建立起了由１１个处４００名官员组成的机构，对此事进行仔细调查。

    在巴黎，克鲁格的参谋长——在法国的两名强有力的党卫军官员奥伯格和克诺森的合作下——正竭力掩盖克鲁格和施图尔纳格尔的罪证。但是，在得到回柏林报到的命令后，不久前还是“光明之城”（巴黎）的铁腕人物的施图尔纳格尔，以为一切均已无望，竟不坐飞机，而于那天上午乘小汽车冒雨回柏林。他要司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战场经过——狄埃里堡，阿尔贡森林，以及１９１６年许多达姆旋塔特特种兵团的老同志血染沙场的地方色当。整个下午，他都在感伤的途中，最后走下车来“散散步”。在默兹运河附近，他消失在一个小山丘后。不欠，司机便听到一声枪响——也许是两声。他在运河里找到了这位将军——浮在水上，脸朝天。施图尔纳格尔虽然没有死，但自杀未遂一举，却证明他无疑有罪。他注定要被绞死。

    在“狼穴”，希特勒头部所受之伤显然不轻。他的右耳失聪，双眼不断向右方跳动。当晚，他在外边漫步时，两次走离了路。卡尔·勃兰特医生要他卧床休息几天，但元首不听。“不可能的。”他要做的工作太多了。另外，让外国客人看见一个如此健康的人竟然卧床，这会是荒谬可笑的。

    次日，尽管耳痛不止，他坚持到邻近的一家陆军医院去探望受伤的军官们。两人濒临死亡。施蒙特将军伤势严重。希特勒非常关切，向两位海军人士（他们同住一室）普卡梅尔和阿斯曼倾诉衷肠。他坐在阿斯曼的床沿，对他们成了此次阴谋的受害者表示遗憾。“这些先生们惦念的是我，只有我。”然而，他再次奇迹般地死里逃生。“这是命运要我完成分配给我的任务的一个迹象。难道你们不这样认为吗？”他说，７月２０日，这天“只能证实这个信念，即，上帝唤我去领导德国人民——不是向最后失败而是朝最后胜利前进。”

    随着时间一小时一小时过去，希特勒的耳痛也越来越厉害；莫雷尔医生只好请范·埃肯教授前来。他是柏林有名的眼耳鼻喉专家，１９３５年曾给元首的喉咙动过手术。由于这位教授不在家，只好从邻近一家陆军医院请个眼耳鼻喉专家来。他是埃文·吉辛医生，在自己开业前曾在埃肯教授的医疗室工作过两年，医术也颇高明。吉辛医生发现，元首的耳膜已经破裂，内耳也受到破坏。但，他说，如果中耳不发炎，情况就不会变得很严重。

    正在此时，莫雷尔医生气呼呼地来了。在尖锐地斥责吉辛，说他未首先向他报到，生硬地对他说，“一个军官只能向他的上级报到，而不是向一名文官报到。”希特勒虽然听不太清楚他们在吵什么，却注意到了莫雷尔的怒气。“得啦，我亲爱的教授，别再吵啦”，他抚慰着。“吉辛当过范·埃肯的助手，他告诉我，如果流血不止，明天他便给我施个小手术，灸灸耳膜。”莫雷尔先生说要打一支止血针，却又不太愿意派人去柏林取药，因为药方是他的对手开的。

    希特勒虽然坚信他的右耳再也听不到东西了，但他的情绪还相当不错。他还像鸡吃食似的用打字机给“小丫头”写信——这是他对爱娃·勃劳恩的爱称。这封信还有被炸后的兵营的一幅草图。他告诉她，他很好，只是有点累。“我希望能早日回来，把我交给你，好让我休息休息。我非常需要安静。”

    她立刻回了信（用的是有她的姓名之第一个字母组成图案的信纸），说她很是忧郁。”得悉你险遭暗算，我痛不欲生。”

    她声言，如他身遭不测，她就活不下去。“从我们初遇时起，我就立誓跟随你走遍天涯海角，即使死后也是如此。你知道，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