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面前屈服了，放弃了他的伟大的爱情。在警方的“劝告”下，巴洛娃回捷克斯洛伐克去了。她一走，希特勒马上把戈培尔全家召到贝格霍夫。戈培尔夫妇和三个孩子在克尔斯坦茶馆门口照的照片，被公开发表，以证明这家人诸事如意。
这些戏剧性的妥协表演，刚好发生在“水晶之夜”前几个星期。失去丽达·巴洛娃的痛苦——以及想在诸如希姆莱和罗森堡等人（他们觉得，戈培尔丑闻“给党的道义地位带来最严重的一击”）面前恢复名誉的愿望——所有这些，都可能是令他在１１月的“水晶之夜”如此肆无忌惮的原因。
戈培尔的官复原职，刚好发生在希特勒对犹太人问题有了新的看法的时候。不久前，希特勒曾前往特鲁斯特太太在慕尼黑的画室。她敦促希特勒重新起用亚瑟·皮希勒这位犹太作曲家，允许他在奥格斯堡音乐学校里任教，为什么犹太人就不能个别看待呢？她争辩说。她所认识的那几个犹太人，不但是本行业中的行家，而且也是宝贵的人。
“那都是你的经历”，希特勒想了想后说，“假若我也有类似的经历。我可能不会走上现在的道路。但，我的经历大不相同——像我在维也纳的经历那样。”他必须把德国人民的命运看得高于一切。“犹太人独立生活着，为自己的法律服务，从来不为他成为公民的那个民族或国家而活着，或服从于那里的法律。他不属于德国人民，在我们中，他仅仅是客。但，做客也与１９１８—１９３３年这个时期不同。那时，他们霸占了艺术界、文学界、新闻界、商界和银行界的最高职务。让我国人民在自己的民族特点的基础上重新建立牢固而健康的前途，这是我的责任。使德国人民，特别是德国工人，能安全地生活，并有光明的前途——这是我毕生的任务。”这番话是为拒绝她“原则上”的要求而说的。奇怪的是，当他再次前往慕尼黑时，他一反常态，居然同意重新起用皮希勒教授。
如同１９３８年初，伪称捷克在边境上调动军队曾促使希特勒过早地采取行动一样，国外针对“水晶之夜”而发的抗议风暴，也可能加深了他对犹太人的憎恨，并促使他寻找对付他们的新办法。１９３９年２月２１日，他对捷克外交部长契瓦尔科夫斯基说，对一个未消灭犹太人的国家，德国是不会提供保证的。这就表明他已完全失去了客观性。“我们的友善不外乎是软弱，我们也觉后悔”，他说。“这些害人虫必须消灭。犹太人是我们的不共戴天的仇人。到本年底，德国的犹太人将一个不留。”他们决不会像１８年１１月那样，逃脱惩罚。“与他们算账的日子到了。”
几天后，外交部向各外交使团和领事馆发出一份通知，指出犹太人问题系德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因素。“德国对犹政策的最终目标”，通知说，“是实现住在德国领土上的全体犹太人的移民。”自国社党降临以来，只有１０万多一点犹太人从德国移民出去，在新的东道国安家落户。这个移民数量虽小，但已引起美国、法国、荷兰和挪威各国本土居民的抵制。尽管德国在道义上进行了谴责，西方国家像隐士一样，将边界封闭，不准希特勒的犹太人入境。这个地方突然反犹的火药味十足，这就证明将犹太人大规模运送出境的做法是行之有效的。通知在结尾说，德国政策的目标“是在将来将犹太人问题获得国际解决，它决不受对‘被驱逐的犹太小教’的虚伪同情所左右，而是基于各民族的成熟的认识，即，犹太人将给各国的民族生存带来危险。”
１月２９日，希特勒更明目张胆地宣布了其突然改变了的战术。在庆祝纳粹党掌权６周年的大会上，在向国会作的演讲中，他向世界犹太人宣战。意味深长的是，在几小时前，他曾令海军在五年内建成一支强大的潜艇舰队。他攻击说，英国、美国和法国，“至今仍不断遭犹太和非犹太鼓动家的煽动，仇恨德国和德国人民”，而他所需要的不外乎是安静和平罢了。他说，这些旨在带来战争的谎言及企图，丝毫影响不了德国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态度。这也是自他上台以来首次挑开最终计划的面纱：“在我的生命旅途中，我历来是个预言家，也常因此遭人耻笑……我将再次做个预言家：如欧洲内外的犹太金融寡头得以将各国再次抛入世界大战中，那末，结果将不是地球的布尔什维克化，不是犹太人的胜利，而是犹太种族在欧洲的被消灭！”他这个偏执狂是在向犹太人高喊：“住手！你们在迫我杀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