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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1日凌晨2时,仍以“奥托战役”为代号的、经修改的入侵计划发出去了。希特勒亲自控制这次战役。“若其它措施不成功”,计划里写道,“我拟武装入侵奥地利,以创立立宪条件,阻止对亲德居民进一步施暴。”有关部队需于12日中午前后作好准备。“我保持决定实际入侵的时间的权利。部队的行动必须给人这种印象,即我们无意发动战争,反对我们的奥地利兄弟。”
清晨5时30分,许士尼格的床头电话响了。电话是警察局长打来的,报告说,萨尔茨堡的德国边境已被关闭,铁路交通全部停顿。他急忙赶至巴尔豪斯广场之总理府,他在那里得悉,慕尼黑地区的德国师已被动员,据悉其目地的是奥地利。德国报纸的电讯稿也同样令人吃惊:例如,它们宣称,共产党的旗帜已在维也纳上空飘扬,暴徒们在高呼“莫斯科万岁!”“许士尼格万岁!”
上午10时,许士尼格的不管部长格莱赛—霍斯特瑙带着希特勒和戈林的书面指示来到巴尔豪斯广场。与他一起前来的是赛斯—英夸特(英夸特到阿斯盆机场接他的)。赛斯—英夸特大受震动,汇报了柏林的要求:许士尼格必须辞职,公民投票必须推迟两个星期,以待类似萨尔公民投票的“合法投票”得以建立。如戈林在中午前后得不到电话答复,那他就认为赛斯—英夸特受人阻止,无法打电话,而他戈林便采取“相应的行动”。此时已是11时30分,赛斯—英夸特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以元首的名义将限期延至下午2时。
许士尼格利用这段时间权衡了反抗的可能性。他给警察局长打了个电话,对方告诉他,维也纳依旧平静。他已在内城筑起了一条警戒线——筑得“尽可能远”——但是,由于许多纳粹警察已复职,政府已不能再依靠警察。在此走投无路之际,他召开了一次“内内阁”即最亲近的顾问会议,讨论应急措施。他提出三种选择:拒不接受最后通牒,立即向世界舆论呼吁;接受最后通牒,他本人立即辞职;妥协,接受希特勒关于改变公民投票的技术方面的要求,但拒绝其他任何要求。他们决定妥协。
此时已快下午2时。片刻后,那两名末日的使者,赛斯—英夸特和格莱赛——霍斯特瑙回来了。他们不接受妥协之说。这样一来,许士尼格便只好在完全屈服和抗拒之间作出不愉快的选择了。他匆匆与米克拉斯总统进行了磋商,决定取消公民投票。返回办公室后,他将这一决定告诉了“内内阁”。一时间,众人全都哑口无言。在沉默中,人们听见卡车上的广播喇叭在宣布进行公民投票,之后便播放“啊,你,我的奥地利!”
片刻后,许士尼格总理对赛斯—英夸特和格莱赛——霍斯特瑙说,希特勒关于延期举行公民投票的要求业已获准。与此同时,他们不得不广泛地采取诸如晚8时开始宵禁等安全措施。两位使者表示关切,退身外出,给戈林打电话传消息去了。(这次的电话记录,以及尔后几天内柏林与各国首都通电话的记录,是盟国当局在帝国总理府发现的。)
“许士尼格总理的这些措施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戈林回答说。话一说完,他便撂下电话自己考虑问题去了。
他原应与希特勒商议的——据巴本说,希特勒此时差不多已“处于歇斯底里状态”——但他未这样做,只管自行其事。下午3时多一点儿,他又与赛斯—英夸特通话。“柏林绝不能同意许士尼格总理所作的决定。”他说。在愉快的外表下埋藏着阴险的戈林要求许士尼格及其内阁立即辞职。他也重复了这个要求:给柏林发个电报,请求德国援助。
两位部长庄严地返回办公室。阁僚们已在那间大办公室里集合等候。“脸色惨白,心情紧张”的赛斯—英夸特,打开笔记本,传达了戈林的最后通牒。接着,众人便七嘴八舌地向他提问,弄得他无处藏身。“别问我”,他痛苦地回答说,“我不过是鹦鹉学舌,是女电话线务员罢了。”他补充说,在2小时内,如他自己不被任命为总理,德国军队就会开进奥地利。
在维也纳,一切如常,似乎并未发生任何事情。飞机在城市上空盘旋,撒下的传单铺天盖地,敦促公民们于星期天投“赞成”票。街道上,“祖国战线”的卡车队开过时,人们高喊爱国口号,挥动手绢,向它们致意。连素不相识的人们也用“奥地利”彼此问候。一时间,全国团结一致了。猛然间,各家电台播出的快乐的华尔兹舞曲和爱国进行曲全部停止了。代之而来的是宣布一道命令:凡1915年出生的未婚预备役军人立即报到入伍。过了不久,头戴钢盔的士兵坐着卡车,像流水似的开赴德国边境。
在绝望中,许士尼格向伦敦求援。在向伦敦说明他如何屈服于希特勒的要求以免冒流血之险后,他要求“英国政府立即告诉他应如何行动为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封电报被送至张伯伦手中时,他正在唐宁街10号设午宴款待里宾特洛甫夫妇。张伯伦冷冷地将里宾特洛甫请进书房,说他自己和新任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有句话私下谈谈”。“这次讨论”,里宾特洛甫在向希特勒汇报时说,“是在紧张的气氛中进行的。平常沉得住气的哈利法克斯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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