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汲取了世界文学各种技巧。台湾经济繁荣之后，《联合报》和《中国时报》创立了一年一度的文学奖，犹如旺火加柴，鼓励了许多第二代作家，爱亚、孙玮芒、朱天文、朱天心、张大春、萧枫、苏伟贞、袁琼琼和张启疆等，我经常邀为决审委员，或担任颁奖者说些勉励的话。我不仅是他们最早作品的最早读者，也得以看到一九八0年后整体的发展。一九九0年，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召开“台湾现代文学国际研讨会”，我所发表的论文即以“眷村文学”为名，分析“乡愁的继承与舍弃”。七年后，再度发表《乡、愁俱逝的眷村——由张启疆，讨论进行的方式，文建会也确实编列预算。突然郭先生调任教育部长，接下去五年内换了三位主任委员，每一位新任者都邀开同样的咨询会，但都由一个副主委主持，先把前任的会议记录研究一番，批评两句，修改一番，敷衍些“谢谢诸位宝贵的高见”的小官僚话，然后散会。这样的会开到第三次，我问那位主持小区文化专家的副主委:“为什么要重复讨论已经议定的事项?”他说:“换了主委，游戏规则也得变。”我说:“我很忙。不与人玩什么游戏。”站起来先走了。从此不再“拨冗”去开那种会，对台湾的官方文化政策也不再有信心。
第一个来到我心上的主题，是半世纪以来台湾出版量很大的“军中文学”。有时被整体称为“乡愁文学”。实际的原因是一九四九年前后，来台的外省人大多数与军队有关。中国军中一直有儒将的文化传统，来台之后，有些人退役去办报或杂志，有人去教书;年轻投入文学写作的成功诗人有纪弦、覃子豪、商禽、洛夫、痛弦等，他们最早的作品经常以乡愁为题材，很多是有血有泪的好文章，不能用后来的政治观点一概贬为“反共八股”。
我为笔会季刊奋斗了九年，加上前面兰熙的二十年，后继者八年，已经英译短篇小说四百多篇，散文三百多篇，诗近八百首，艺术家及作品介绍一百三十多位，几乎很少遗漏这三十七年台湾有代表性的作者。国际笔会总会每年两期刊物。几乎每期都有台湾作品的转载，有时封面也用我们的图片，如一九九三年秋季号“野塘残荷”。我不知会不会有一天，有人写国际文化交流史，写到“我们台湾”曾这样坚定地随着季节的更换，以精致素朴的面貌，从未中断地出现，而赞叹我们这份持之以恒的精神以及超越地理局限的文化自信。
动，这篇作品叙述她的身世——美军父亲和中国母亲的女孩在大陆文革中流放新疆的折磨故事。我另外找来台湾诗人苏绍连《苏诺的一生》和美国生长的华裔青年的故事《浮世》。合成一集，探讨那一代的青年，因政治的环境不同而面临如此不同的人生情境。
的一代，如宋美玮、张汉良、彭镜禧、高天恩，受邀参加笔会，开始与我们出去“跑天下”，写主题论文，开国际年会，协助并接续后来笔会季刊的编务。更年轻的后继者，则有郑秀瑕、史嘉琳，以及现任总编辑梁欣荣。一群文学伙伴凝聚“我们台湾文学很重要”的共识，并在不断延揽人才的过程中，结交了许多海内外英译高手，如葛浩文 、闵福德、马悦然、奚密：尤其是陶忘机，以二十余岁之龄为季刊译诗，自一九八三年至今已翻译数百首台湾最好的新诗。
一九九五年秋季号主题“自然之美与情”，是受刘克襄散文集《小藤鼠的看法》触动，以如诗的散文书写自然界的生灵。是一个纯净心灵对大自然、对生命的看法：同时又受到陈煌《鸽子托里》的启发，开展自然知识的视野。这两本书至今仍是我的珍藏。天生万物，生存奥秘之美，在三、四十岁这样年轻作者的笔下，充满了诗意的关怀，不仅出于热切的保育观念，更是目睹所谓文明对生态破坏的无奈。这样的写法，也许只有现代台湾才有。台湾地少人多，文学对土地之爱常充满了感谢与珍惜，而这种温柔的、悠闲的心情，只有安居岁月才有。我认为近几十年的山岳、海洋、生态保育的作品是现代台湾文学的特色。这本季刊发行近四十年了。对台湾的文学可说是一座忠诚坚固的桥。未来研究台湾文学史的人，当会与我们在这桥上相逢。
即使没有“我们台湾”的使命感，翻译本身实在已是个相当迷人的工作。但是，必须当你已能达到两种语言的很高领悟层面，可以优游于两种文化的情境。进出自如，才能做文学翻译，字典反而只是一种辅助，一种验证而已。我和这个团队快乐相聚、工作，谈文学内行话，有时默契于心，进而关心彼此。虽然“耽误”了我的创作岁月，却也是愉悦充实的。对于年轻的译者，应该是更有意义的。
我记得一九九四年春季号是因为读到韩秀《折射》中一篇《你是谁》而深受感
起初接主编的时候，我常望着编辑桌旁架子上那一排排季刊，它们和市面上一般杂志很不同，没有一张广告，没有任何装饰，多么像是一本本的书啊!我要给它们书的内容、书的精神和书的永久性，而不只是与笔友定期对谈。说些近日的收成。我要给每一本季刊一个主题，由不同的角度去呈现，让它可以独立存在。
从笔会季刊创刊起，我便是长年效力的顾问，但是自己太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