偿或救济，绝不能肆意攻击代表“国家”的象征。
这话说起来堂皇，但是蛋头教授可曾想想：像李师科这样穷苦的人、这样低层的小市民，他们有什么“合法的途径，向政府提出抗议，或要求国家给予赔偿或救济”呢？他们能吗？他们敢吗？纵使做了，又有效吗？正相反的，他们但求政府不再扰民就谢天谢地了！试看李师科这件案子，在没破案前，多少计程车司机遭了殃？老兵王迎先甚至被刑求致死，警察可以公然没有法院的传票，把他们一个个私设公堂，灌水修理，他们啊他们，他们有什么“合法的途径”，拒绝警察的非法抓人呢？”
李师科的“合法的途径”，想来想去，还有什么呢？
在法律上，李师科的途径是不合法的。但我们别忘了，李师科绝非普通的杀人越货的罪犯。李师科不是千千万万罪犯的缩影，而是千千万万老兵的化身。李师科如有错误，那不过是他对国家对不起他的一种回馈，国家对不起他，远超过他对国家不起。他十几岁就上山打游击，如今从爱国爱到寒心、爱到有罪，我们何不问问：“此水本自清，是谁搅令浊？”何不问问：这种罪，真该李师科负担的，究竟该有多少？究竟该占几成？
千千万万的李师科在活着
当李师科被捕，治安人员把他推出展示的时候，他被包围在一个个彪形大汉里，一副手铐铐住他，再一副手铐铐住他的右臂，一只巨掌抓住手铐，右臂再被一只巨掌套住，左臂再被一只巨掌套住，右肩再被一只巨掌按住，太多的手铐和巨掌，更显出权威的膨胀和个人的渺小。但是，在鞭炮声里，在庆功宴上、在奖金的分红中、在内政部长的谈话下，我们看不到一丝悲悯的气氛，大家都在无情的对待这位老兵，像对待一只过街的老鼠。这种现象，不是太没心肝了吗？
在大陆，李师科用子弹保护我们的国家；在台湾，李师科用子弹保护我们的安全。当他老了、病了，孤苦无依，三餐不继，他用子弹保护他自己，保护他老去的一点血本，保护他老去的一点爱、一点希望。他的方法是错的，但他没有更对的方法；他不会巧取呆帐，只会豪夺现款，用蒙面的豪夺，暴露他一点悲愤与抗议。他这种行为，难道还得不到被他保护多年的统治阶级的怜悯吗？但统治阶级却要把他“速审速决，明正典刑外，井应要求三家电视台联播行刑实况，以吓阻歹徒效尤”（一九八二年五月十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了。这种现象，不是也太没心肝了吗？
国民党的宣传媒体上，已经用新文艺的词汇做着这样的预言：
李师科，在证据确凿下，一颗子弹，代表着法律，正飞向他的心窝！
也许，子弹正如他们所说，“代表着法律”，但它绝不代表着正义。照正义法学家的看法，法律必须和道德同一。和道德分离的法律，只会使人“目无法纪”！
李师科“目无法纪”，但他谈笑自若，干脆而从容，他显然毫不怕死。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当人民不怕死的时侯，不论明正典刑多少个，也吓阻不了“歹徒”的效尤！
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的头子郑为元，声言李师科是荣民的耻辱，郑为元显然错了！去问问那些老兵看，他们就不会同意这种将军的评论。李师科是他们的兄弟，他们一无所有，但还有着微弱的悲愤与抗议。李师科的打前站，使他们多少知道了他们兄弟的血没有白流，使他们多少知道了他们也有声音嘲讽了这无情的社会。李师科代表的，是千千万万被侮辱者的悲愤与抗议；李师科遭遇的，是千千万万被损害者的反射与回声。他的音容，就是他们的宛在；他的笑貌，就是他们的热情；他的流血，就是他们的牺牲。
恰像狄更斯（Cale of ties）中卡尔登（Sidney Carton）临刑前的说话，李师科做完了比他做过的更好的事，即将走向比他知道的更好的地方。李师科不会死，因为千千万万的李师科在活着。
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七日
这篇文章写后十三天，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六日，李师科被枪决在台北。
李师科死后，千千万万的人们怀念他。在台北县的新店山区，有人为他立了塑像。塑像就立在“无天禅寺”外面，又属于“无天禅寺”，又不属于“无天禅寺”，过路的人们会好奇的来看、来参拜，在香炉里，人们每每点燃一炷香烟，直插进去，蔚然成风，变成新店山区的一景。
消息传开了，上山去看的人也多了，提到“李师科庙”，人们都指点在那里。
李师科死后的一天清早，天还没亮，一辆计程车开上了北宜公路，左转右转，转到了“李师科庙”。一个身影从车中闪了出来，双手捧着一盆植物，静静的，放在李师科塑像的脚下。身影向四周张望一下，转身回到车里。循着原路，消失在晨曦里。
近午时分，几个善男信女上来了，他们有的在上香掷筊，七嘴八舌的报出明牌号码，向眼前的神衹祈求保佑、保佑中奖发财。一对夫妇夹杂其中，外带了一个小女孩。
小女孩五六岁年纪，在一边张望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