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都是破的，包括一颗对国家破碎的心。
中国农民的凄凉身世
李师科生在一九二七年三月五日，是山东昌乐人。他在家乡念小学时候，日本侵略中国，他书也不念了，上山去打游击，那时他十几岁，已用枪声和行动，证明了他是爱国者。
李师科是中国农民，在抗战胜利后，他想解甲归田，重新回到家乡和土地，但是，巨掌拦住了他，他要继续爱国下去，他一次又一次的参加战斗，在枪林弹雨中，他只被打败，没被打死；最后，他跟到台湾。他眼看政府退后，自己却不能退伍，因为，正如政工人员所说：“国家需要他！”
“国家需要他！“国家需要他！”在国家的需要下，李师科付出了他的二十岁、付出了他的三十岁、付出了他的四十岁，付出了他的青春和自由，付出了他的血汗与眼泪。为了防守台湾，他不准退役而不断服役，不准结婚也无力结婚。直到他老了、病了，才获准自军队离开。
在一九六零年代，我做预备军官第八期排长，在野战部队中，见过成千上万李师科型的人物。他们省籍容有不同，性格自有各异，但在风沙里、在烈日里、在恶臭的营房里、在粗粝的伙食里、在昏暗的灯光里、在迷茫的回忆里，他们却有着共同的身世与凄凉。
他们绝大多数是中国农民，他们勤劳、朴实、忠厚、愚鲁，他们爱乡土、爱母亲、爱老婆、爱小孩小狗、爱成长中的稻田与麦穗。但是，当政府不再能保护他们，他们反倒被政府拉去，拉去保护那永远保护不完的政府。他们有的是上街买菜，就一去不回；有的是新婚之夜，就被从床上拉起。从此就远离了属于自己的一切，自己属于国家了！
自己属于国家了
唐诗里写古代拉夫的情形，写“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的凄惨，其实一千年后，还在中国变本加厉的重演着。据红十字会会长的调查，在贵阳的一个壮丁收容所里，就有这样的惨象：
我曾经和广州来的壮丁谈话，我问：“你们从哪里来的？”他们说：“广东曲江来的。”“你们一共有多少人？”他们说：“我们从曲江动身的时候有七百人，可是现在只剩下十七个人了！”我说：“怎会只剩了十七个人呢？是不是在路上逃跑了！”他们说：“先生，没有人逃跑啊！老实说，能逃跑到哪里去呢？路上好多地方荒凉极了，不但没有东西吃，连水都没有的喝。我们沿途来，根本没有准备伙食，有的地方有得吃，吃一点，没有吃的，就只好挨饿。可是路却不能不走。而且好多地方的水啊，喝了之后，就拉肚子。拉肚子，患痢疾，又没有药，所以沿途大部分人都死了。”听了这些话，我不禁为之悚然！当时那十七人中有几个病了，有几个仍患痢疾，我便找医生给他们诊治。照那情形看来，我相信他们的确没有逃跑，像那荒凉的地方，不但没有饭吃，喝的又是有传染病菌的溪水，能逃到哪里去呢！
我看到好多壮丁被绳子栓在营里，为的是怕他们逃跑，简直没有丝毫行动的自由，动一动就得挨打了，至于吃的东西，更是少而粗粝，仅是维持活命，不令他们饿死而已。在这种残酷的待遇下，好多壮丁还没有到达前线就死亡了。那侥幸未死的一些壮丁在兵营里受训练，大多数东倒西歪地站也站不稳。这是因为长途跋涉，累乏过度，饮食又粗劣而不洁，体力已感不支，又因西南地方恶性疟疾流行，因此，一般壮丁的健康情形都差极了！
押送壮丁的人，对于壮丁的死亡，似毫无同情心，可能因为看得太多，感觉也就麻木了。
我在湘西广西的路上，屡次看见野狗争食那些因死亡而被丢掉的壮丁尸体，它们常因抢夺一条新鲜的人腿，而红着眼睛厉声低吼，发出极其恐怖的叫声，令人毛骨惊然！有的地方，壮丁们被埋起来，但埋的太草率，往往露出一条腿或一只脚在地面上，有的似乎还在那边抽搐着，可能还没有完全死去，便给埋进去了！
在贵阳城外，有一块壮丁经过的地方，因为弃尸太多，空气里充满了浓烈的臭气，令人窒息欲呕。有一天晚上，贵州马场坪一个小市镇里，屋檐下的泥地上零零星星的躺着不少病倒的壮丁。我用手电筒向他们面部探照了一下，看见其中的一个奄奄一息。我问他怎么了？他的眼睛微微睁开，向电光注视片刻，只哼了一声，便又闭上，大概从此就长眠了。
在云南一平浪，我看见一班办兵役的人，正在赌博，因为通货膨胀的关系，输赢的数目很大，大堆的钞票放在桌上，大家赌的兴高采烈，根本不管那些已濒于死亡的壮丁。有一个垂死的壮丁在旁边，一再要求：“给我一点水喝，我口渴啊！” 办事人非但不理，反而怒声喝骂：“你滚开去，在这里闹什么了？” 我沿途看见的，都是这些残酷悲惨令人愤慨的事。办兵役的人这样缺乏同情心，可以说到处可见。
有一天我看见几百个人，手与手用绳子穿成一串。他们在山上，我们的车子在山下驰过。他们正在集体小便，好像天下雨，从屋檐流下来的水一样；他们连大便也是集体行动。到时候如果大便不出，也非大便不可。若错过这个机会，再要大便，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