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祁德武去了，应该比我们少两块呢。”
“两块钱代表什么？”
“两块钱代表尊敬‘兵神’、两块钱代表士官长李师科的厚道，并且，两块钱代表‘军中乐园’姑娘的爱不爱‘中华民国’。”林排长说。
“什么爱不爱‘中华民国’？”
“这可说来话长呢，别说了吧。”
“军中乐园”的妓女，最令人有“人肉市场”之感的，是在接客次数的有下限而无上限。在军中发饷日子或国定假日日子，每位妓女每天卖三四十次，是很普遍的事。三四十次还不算本领，如果卖到五十次以上，便有奖励。那拔林“军中乐园”甚至举行过大比赛，卖得又快又多的、当然都是五六十次以上的，甚至放鞭炮庆祝，听来真不知人间何世！能想象吗？一个人，每天洗五六十次手都吃不消，何况五六十次性交？可是台湾在国民党德政下的“人肉市场”，竟然如此！
林排长察访“军中乐园”，问到了小桃。
小桃磨练出一套“妓女哲学”。
“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小得不能再小的、倒霉得不能再倒霉的，我们是倒霉的小人物，一连两代，都被人踩在脚底下、被人按在木板床上。什么‘主义、领袖、国家、责任、荣誉’，这里军中所说的‘五大信念’，对我们没有任河意义，也轮不到我们来加入说话，我们教人爱国吗？教人信主义、信领袖、尽责任吗？哈，人家笑我们呢，整天光着身子卖肉的女人，又有什么荣誉呢？我们是倒霉的小人物，‘中华民国’不要我们，只要我们的肉。‘中华民国’是个屠宰场，除了肉外，不要我们，我们也不要这个国家，对我们说来，任何国家都一样，我们连身份证都没有，给抢走、给扣留、给集中保管了，我们只是黑户人口，我们无法脱离这每天五十次的苦命。我们唯一能乞求老天爷的，只不要每次只分我五块钱吧，多给五块吧、多给三块也好。管它是什么国家的、管它是信什么主义的，只要每次多给我五块钱，我就爱这个国、信这个主义，他信他的‘三民主义’，我信我的‘三块主义’。我爱什么国呢？也许我的命，比我的姑姑‘大桃姐’好，我的姑姑十七岁，年纪轻轻的，走在街上，被日本人抓去做慰安妇，每天五十次，给日本大兵白嫖，一分钱也不给；现在是‘中华民国’，对自己同胞不白嫖，给五块钱，我要喊：‘中华民国万岁！’问题是，如是当年日本人给十三块，我不知道我姑姑怎么办，要爱哪个国。问我呢？我爱哪个国，我只能说，日本人中国人都给十三块的时候，我爱我的同胞。别笑我唯利是图吧。在我人被强迫留在一个充满臭气的隔间里，没有自由选择的时候，我只能在能不能多给三块钱五块钱上做梦想。别说我不爱国了吧，这国家根本无需我来爱，开国五十年的‘中华民国’，难道有面子接受一个每天接客五十次的披头散发的妓女跑出来爱它吗？”
林排长试着安慰她，可是说不出道理来。林排长心里想着：一个可怜的女孩子，沦落到每天接客五六十次，什么他妈的“中华民国”、“三民主义”、“国家民族”……对她都全无意义！如果我是她，如果不能逃脱老鸨龟公的魔掌、如果不能免于接客的命运，但求能少接几次，也是好的。所以，如果我是她，如果共产党统治，能使我少接十个客人，我就欢迎共产党；如果日本人统治，能使我少接二十个客人，我就欢迎日本人，甘愿做亡国奴。什么“主义、领袖、国家、责任、荣誉”，都他妈的骗人的、都是太遥远的，对苦难的弱者说来，都是狗屁、狗屁、臭狗屁！鬼才要相信它们呢！
耳边，小桃继续说着。
“我是女人、我是卖肉的女人、我是小人物，我不能改变出了这扇门以外的任何事。我生下来就被人欺负，我唯一的命运就是跪着求人可怜，我改变不了我的命运。改变命运是大人物的事，不是我，也不是我们。我们都是小人物，又在互相折磨、甚至互相欺负，男的要慢，女的要快。啊，可以慢啊，给小费两元吧。你林排长最好，一买买两张票，全送给我，只聊聊天，不要我身子，还给小费二十元，你真好。所以呀，你问东问西的，我也全告诉你了。其实，我也未尝不恨你，别人进到这房来，只是办事，我麻木了；你来了，问东问西，反倒引出了我的痛苦，你真不好。唉，这就是我的歹命、我们的歹命、我们两代的歹命。当年我姑姑大桃姐被迫做慰安妇；十年以后，轮到我了。”
“你姑姑还好吗？”
“不好，一身是病，老得不成样子。但她也算好运气，她有了一个男朋友，就是你们第五十团的一个士官长，叫老刘。老刘很照顾我姑姑，把每月的饷几乎都给了我姑姑。”
“听你讲话，你小桃很有见解，值得夸奖。你不要那么悲观，你还年轻，这段不幸的生涯熬过去后，将来说不定也有光明的前途，人间的事太不可知了，你也要想得开。”
“排长啊，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玻璃窗户上的苍蝇，前途光明，没有出路。不但我们‘军中乐园’的姑娘是，进这门来、脏兮兮的，爬到我们身上的也是，大家都是苍蝇，前途光明是政工官的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