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的当时他不知道，他连开三枪，不是口供所说的四枪，他以为他杀了李准。我认为不管是谁，他都要开枪。因为他觉得他拖不下去了，大家在等着他、看他行动。大概他受了黄克强的刺激，不论成败，开了枪再说吧。”
“温生才三月十日开枪杀满清大员，广州一定草木皆兵，十九天后你们又来行动，不是故意增加起义的难度吗？张鸣岐他们会不加紧防范吗？”
“你说的一点没错，这也就是三二九功败垂成的一个理由。温生才的一人革命，的确惹来张鸣岐他们提高警觉。我们革命党也知道，所以三二九起义的前夜，大家意见纷纷，有的要改期、有的要硬干。最后，有意无意之间，有些革命党放水了、或无所适从了。至于不肯改期的，坚持要硬干一场的，心里也未尝没有个底，知道未必成功，但是不成功也要来一下。黄克强就是这样的。他的意思是，海内外人士一再捐钱，看我们革命，我们要老是延期，怎么取信于人，所以即使不成功，也要一试身手给大家看。这种心态，我看跟温生才一死了之的心情是相通的。‘知其不可而为之’，这是中国圣人的心情啊。”
“‘知其不可而为之’。是孔圣人的心情。”
“最能表现这种心情的，除了黄克强他们外，有一个人，最令人怀念，他是李文甫。李文甫带队五十人，攻石马槽，他们得到延期的指令，五十人解散了，接着又来了三月二十九起义的指令，李文甫乃只身赴难、殉战而死，我想他的心情，一定更复杂。‘知其不可而为之’，就一个人去吧。”
“黄克强呢？他后来写《蝶恋花》那首词，说：
回首羊城三月暮，
记血肉纷飞，
气直吞狂虏。
事败垂成原鼠子，
英雄地下长无语。
词中所谓‘事败垂成原鼠子’，‘鼠子’指谁呢？”
“照中国传统说法，‘诗无达诂’、诗词没有固定的解释，黄克强词中指的‘鼠子’，似乎指本可以成功的革命，被鼠辈破坏了。鼠辈可以指满清的封疆大吏，也可以指某些坏了大事的自己同志，黄克强没有明指。从当时情况评估，那次革命，变数太多、布局错乱，成功本不容易，黄克强事前给同志的信，一再提到‘绝笔’，似乎他心里有数。所以，最后仍要‘赴死’，看来悲壮的成分多过别的。这就是革命，好像在跑接力赛，你以为你跑的是最后一棒，事实却跑的是起步的、中间的一段，成功不必在你，可是最后的成功中，一定有最前面的你。这就是革命，你必须一次又一次悲壮的奔向失败，因为这次失败，才是下次成功的一部分。以黄克强的伟大，他一定有这种心理准备，至于别人有没有，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某些‘革命狂’们一定没有。这种人以革命做幌子，一辈子革个没完，奇怪的是，这种‘革命狂’只是以革命革命整人，他们自己，却逍遥革命之外呢。”
“老先生，您意有所指吧？”
老先生笑起来。“我越说越激烈了，我不必这么激烈吧？他们不值得我这么激烈吧？”
“我们还是来谈谈温生才。老先生，您怎么定位这位烈士？”
“我嘛，我会挪用你写我的‘第七十三烈士’来定位他。”
“第七十三烈士？”
“第七十三烈士。”
“这是一个伟大的、宽厚的构想，不过，您把温生才当作‘第七十三烈士’，可是他没参加三月二十九啊。”
“没参加三月二十九又怎样？七十二烈士碑上名单有位‘饶辅廷’，广东梅县人，他已被捕在先，并没参加实际的攻打督署，他也没同其他人一起砍头，其他人是四月三日被杀的，他因为另案处理，到了四月八日才被杀，尸体也没埋在黄花岗，可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碑记’里照样有他名字。明明尸体不在黄花岗的，七十二烈士照样把他算进去，这怎么说？”
“哦，这真是怪事。饶辅廷死的时候三十一岁，死后不久，他太太也殉情了，他有一个儿子，叫饶兰芳，留学日本，下落不明了。饶辅廷只比其他烈士晚死五天，不可能埋在一起吗？”
“不可能。因为四月三日张鸣岐就同意善堂收拾了，四月四日忙了一整天埋下的。那时饶辅廷还没死呢，不可能等他死了才一起埋。所以七十二烈士的坟里，绝对没有饶辅廷。但在碑上名单中却有他，可见埋下的和上碑的，并不一致。饶辅廷以外，七十二烈士碑上名单又有一位徐容九，广东花县人。他参加了三月二十九，可是没打死也没被捕，反倒受伤回家了，回到了花县老家才死。徐容九没死在黄花岗，他的尸体自然也没埋在黄花岗，但七十二烈士照样有他一份，算进去了，这又怎么说？这又是埋下的和上碑的并不一致的例子。所以呀，说‘第七十三烈士’，并不以埋在黄花岗为要件，也不以名字刻上碑为要件。绝对可以来个‘烈士压顶’，由温生才做‘第七十三烈士’并且排名第一呢。”
“您说的真有道理。”年轻人点着头。“您说的真有大道理。姐果照您所说，烈士不烈士，不以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