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如果分散加工，这个加工费不会有人接受。再说，磨光车间的一百名工人怎么办？”
杨副经理答道：“多余的工人当然要辞掉，同时适当提高加工费，两项相抵我们的损失不会太大，至少比停产可取。”
经理秘书也是一位小伙子，他说：“如果那样的话，我们有三分之二的房子都要闲置，可以转租出去，增加一项收人来源。”
刘东阳似乎是在认真地听，其实他只用了一半的心思，另一半的心思在感叹他的幕后指挥者叶红军料事如神，他只不过是按照程序行事。他哪里知道，幕后之中还有一个幕后。
刘东阳见时机差不多了，便说：“我和方副经理千里迢迢来到四J；I，不是开做坊的，是要干一番事业。从发展眼光看，我们的房子不是多了，而是少了，转租房子实属小家子之举，绝对不可以。”
他喝了一口水，接着说：“分散加工的事剑锋向我谈过不止一次了，我也做过认真的考虑，原则上讲，在正规生产流水线没有建成以前，剑锋的方案是可行的。但是，不能急于打广告征寻加工客户，一定要等到环保部门和新闻单位干预以后，否则，我们没有正当的理由辞退工人，一旦打起官司，无论根据用工合同还是根据劳动保护法，我们都站不住脚，必须借助外界的压力形成合理合法的理由。”
“对呀，”秘书讨好地说，“还是刘经理看问题全面，那样一来工人就无话可说了。”
刘东阳设理他，继续说：“关于加工费，我建议每只定为两元，不忍痛割点向，不足以吸引合作者。我关心的是市场，暂时赔钱也要占领市杨，不能失信于经销商，不能失信于消费者。至于每只半成品的保证金，我们按物价部门核定的成本价一律定为六元，不得多收。”
杨剑锋问：“够上签合同的最低基数定为多少？”
刘东阳说：“我们有一百台磨光机，那就一万只半成品配一台，以这个为合同基数，多者不限，发完为止。另外，为使客户放心交纳成本保证金，每份合同都要经过公证。广告词请你们大家下点功夫。”
“一百万只，”财务主管心疼地说，“每只加工费两元，我们就要损失一百多万元的利润，太可惜了。”
“但是你没有算另一笔账。”刘东阳说，“我们可以利用六百万元中的一部分建一条现代化的生产线，再用生产线作抵押从银行贷款向加工客户周转，这样一来我们公司就活了，就能高速度发展。在这个基础上，就是资金短缺也是有限的，我完全有办法通过私人关系解决。”
办公室主任点头赞许道：“这着棋我看不错，一举三得。”
刘东阳说：“下一步的工作分为三路，方副经理的工作不变，我出去走走，选择一家合适的机械制造厂订做专用生产线。家里的工作由杨副经理全面负责，轿车也给你们留下，场面的应酬方便些。对于我的建议，有不同意见吗？”
“没有。”
“没有。”
大家都表了态。
“我明天就启程。”刘东阳笑笑，说，“那么，剑锋就得留在家里当替罪羊了，不管是环保部门还是新闻单位，都得你一个人挡着。记住，声势越大越好，能达到辞退工人的目的就行。否则，一个月拿出四五万来养着这些人，谁也受不了。”
杨剑锋说：“刘经理放心，我一定把家里的事情办好。再说，如果电视曝光的话，怎么也不能让刘经理上这样的镜头。我相信，总有一天刘经理会以企业家的形象出现在电视里。”
“托你的吉言了。”刘东阳笑道。
会议就这样结束了，刘东阳不动声色地将事态引向了自己所期望的轨道。
刘东阳走了，带着秘书“考察”去了。公司的工作由杨剑锋全面负责，噪音问题虽然给公司带来了麻烦，却给他个人带来了一次充分表现自己的机会。
就在刘东阳离开安河市的第三天上午，电视台记者一行五人来到云阳调味器皿有限公司，针对噪音问题对公司进行现场采访。
每一个磨光工序的操作工都清楚，公司停产对他们将意味着什么。这些来自贫困地区的民工们大多缺乏法律意识，文化素质较低，他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本能地对记者采访抱有抵触情绪，于是自发地对记者进行了围堵、阻拦，场面渐渐开始出现混乱，个别民工还做出了一些过激的举动，甚至将记者手中的话筒打落，将记者推倒在地。
一时，公司大楼前乱成一团。
扩大事端正好符合总经理的意图。副经理杨剑锋看在眼里喜在心上，他文质彬彬地挤在人群中象征性地劝阻了一下闹事以民工，随后指使手下人向公安机关打电话报警。
十几分钟后，两辆警车鸣着警笛冲进公司院内，几名警察从车内跳出维持秩序。与此同时，环保部门的工作人员也赶到现场。电视摄像机将所发生的一切全部记录下来。
事态真的闹大了。
秩序稍有好转，杨剑锋在磨光车间的人群中接受记者采访。
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