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都没做便放弃梦想。
我设定五年的期限，要是试了五年还不行，就当自己没才能，完全死心放下，认真朝成为优秀的工程师努力。
一查之下，得知每年的投稿作品有三百篇左右。三百分之一──若是买彩券，得奖机率算是相当高。当然，我明白这不是机率问题。
翌年一月底，我把完成的手稿寄到讲谈社。成果我并不满意，但对当时的我而言，完成一部作品才是最紧要的。
我自知还没有得奖的水准，所以投稿的第二个月，便着手写另一篇小说。只不过，历经上一次的教训，我决定先打草稿。于是，我把公司不要的电脑报表纸带回家，在背后密密麻麻地写满小字。这样删改十分容易，也可剪下贴在别的地方，感觉倒是和使用文字处理机、电脑相同。
即使有时加班到很晚，我也规定自己一定要有进度。当时我住单身宿舍，同事间开始流传“最近在宿舍都没看到东野”。为实现梦想，许多事不得不忍耐。在我，与朋友的往来就是其中之一。纵然想休息，我也没有本钱玩。
不久，这一年的新乱步奖得主诞生。我立刻买来《小说现代》，得奖的是高桥克彦先生的《写乐杀人事件》，据说是部优秀的作品，但我更在意评选过程。我的名字和作品名称就印在高桥先生旁边，还以粗体显示我通过第二次评选，只差一步便能入围。
也许有希望──我第一次产生这种感觉。那一瞬间，写小说成为我真正的挑战，之前不过是写心安的。
我从头润饰、修改执笔中的第二部作品，又是在截稿前才投稿。我一直努力到最后一刻，希望不会后悔。
我对作品有自信，但一个月后便继续进行下一部作品。因为等得知落选再提笔，就赶不上下次投稿了。但我心中盘算更多的是，即使得奖，也是备妥一部作品比较好。
对我而言，乱步奖不是终点。若运气好得了奖，也不过是站在起跑点而已。当然，得奖非常重要，可是我也知道得奖后太久没推出新作，立刻会被读者遗忘。读者是冷漠而健忘的，这一点身为乱步奖迷的我最清楚。我的想法是：倘使边上班的情况下一年产不出一部作品，将来当了职业作家也终究无法以此维生。
那年五月，我收到通知，告诉我投稿的第二部作品入围。不用说，我自然高兴得不得了，将必要文件寄回讲谈社时，还对信封合什祷告。
然而，事实上，在祈求得奖的心情背后，却有着“不，这次还是先别考虑太多”的想法。当中有两个意义，其一就是警告自己“反正不可能得奖，与其把心思花在那种事上，不如思索该怎么改进现下正在写的作品”。关于这一点，就不必多加解释了吧。问题是另一个意义，各位也许不会相信，但我暗暗觉得“这次可能还是不要得奖的好”。
这实在很怪异，虽然以得奖为目标，却害怕得奖。因为当时的我，还没有当作家的自信。只不过碰巧有一部作品得到肯定，并不代表往后都能够维持同样或者更高的水准。我认为待准备妥当再得奖，才是最理想的。
真是想得太美了。根本还没得奖，就对乱步奖这块招牌的沉重感到压力。一个月后果真落选时，还是颇为失望，真是可笑。
我照例仔细阅读《小说现代》上刊登的评选过程。光看到大师们针对自己写的小说发表意见，便恍若置身梦中。由于落选，自然被批评一顿，即使如此，还是按捺不住想向人炫耀的心情。尤其是土屋隆夫先生一句“期待这位作者的下一部作品”，更是给了我莫大的勇气。
于是，翌年一月底，我投稿第三部作品。这次比有自信，深觉一定能入围，但直到实际接获通知前，内心依旧忐忑不安。此番入围，较前一年更加高兴。
而七月二日晚间七点半，命运的电话响起。
“恭喜得奖。”
听到这句话时，我整个人都晕了，通往新世界的门打开的声音清晰地回荡在耳际。
真的，接下来有一段短暂的时期，我的人生是玫瑰色的。单行本销售超过十万册，在《周刊文春》的十大排行榜中也被选为第一名（当时乱步奖作品得第一是常识，但我并不知道）。
然而，我也明白好景不长。我认为，当下正是胜负的关键，于是辞掉工作，决心前往东京。
来到东京与编辑见面，编辑却显得十分为难。
“那么好的公司，亏你下得了决心辞掉。若事先商量一下，我多少能给你一些建议。”
得到新人奖就开心得忘我，辞掉工作搬到东京──这样的新人作家想必很多。或许打消此种天真的念头也是他们的工作。
“请放心，我是仔细盘算过才决定的。”
“话虽如此，要靠摇笔杆过日子，可不容易。”
我对依然一脸不安的编辑做了以下解释：
卖出十万本，但那是沾乱步奖的光，以后的作品大概不可能卖得这么好，我认为十分之一是个合理的数字，也就是一万本。
另一方面，辞掉工作便能专心创作，我准备一年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