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要求“签在这里”。有点自暴自弃的圭吾在上面签了名，甚至还和小鬼握手。签名会第二天签的名就只有那一次，圭吾不禁下定决心，以后就算书大卖，也绝不办签书会。
1986
三月，终于搬到东京。在那之前，先辞掉了日本电装株式会社的工作。递出辞呈时，公司方面的反应是“果然啊”。有人惋惜，也有人认为理应如此，无论是甚么反应，我都当成是加油，愉快地离开。坦白讲，在职时虽有过诸多不满，但如今回顾，若没有上班生涯就不会有作家东野圭吾，更无法继续当作家，所以公司是我的大恩人，这绝非口头上的客套话。
抵达东京那天，下起破天荒的大雪。别的不提，神奈川县的铁塔倒塌，西武新宿线也发生追撞车祸。搬家的行李都没拆开，甚至无法去买吃的，度过三天可怜兮兮的日子。
房租之高实在令人头痛，不愧是东京。原本预计的版税能撑五年，内心霎时有些不安。在新居安顿下来不久，应讲谈社的长官邀约，前往赤坂的中餐厅，生平第一次吃到鱼翅。直到出店门好一段时间，圭吾都以为那是香菇。告诉妻子“这辈子没吃过那么美味的香菇”后，才发现搞错。
席间，讲谈社的人表情五味杂陈。事后一问，他们似乎认为我“随便辞掉工作搬到东京，真是过于莽撞”，大概是看多了这种贸然行事招致失败的作家吧。圭吾倒是觉得好笑，就算当作家无法养家活口，反正还年轻，出路多得很。
那时，得奖后第一作《毕业》的文稿已交给讲谈社。我早做好心理准备，卖出十万本，这次有十分之一的销量就不错了。毕竟当读者时，尽管会买乱步奖的得奖作，却几乎没买过该作家得奖后的第一部作品。这番预测八九不离十，每次提起此事，编辑都十分佩服。据说其他作家大都以为新作会卖得和得奖作一样好，会这样想的家伙神经才令人无法理解啊。
当年除得奖后的首作《毕业》，也出版了。这是圭吾的第一本 ，且是老牌的河童 novels 系列。想起以前看过河童同一系列松本清张先生的书籍，不由得深怀感慨：“我终于也有这一天了。”话虽如此，出版社并不是立即决定要发行，表示“先看看原稿，有趣再出”，所以责编告诉我“下个月上市”时，真是高兴万分。当年能够以河童 novels 系列出版，就是这么有份量的一件事。然而，曾几何时，或许该说 novels 风潮来临后，竞争日益激烈，河童的门槛也逐渐降低，实在令人遗憾。若光文社的人看到这一段，想必心里会不舒服。不过，圭吾是在为河童打气。加油啊，河童！
对了，这一年圭吾打起高尔夫球，在河童的编辑陪同下购齐廉价用具。至于有多廉价，以当时买的球鞋为例，穿过十几次后，前端竟像大白鲨般咧开大嘴。这种鞋子大概只有卓别林会穿吧。我向杆弟要了橡皮筋绑住，打完剩下的洞。没办法，没钱嘛。没钱却打高尔夫球的圭吾，每周都到附近练习场的高尔夫球教室上课。教练望见穿着皱巴巴棉裤、老旧运动服，把五号与七号铁杆装在纸袋里晃荡而来的神秘男子，都一副浑身不自在的样子。
1987
破公寓里的苦战方兴未艾，《大学城命案》成为超过七百张稿纸的大长篇。这年头，一般人可能认为七百张不算多，但以当时的标准四、五百张而言，七百张是很少见的，光列印就得花七小时。责编是个机械白痴，听圭吾说稿子打在磁片里，便不禁抱头掩耳。如此长篇大作，我偷偷怀抱造成轰动热销的期待，却是一点都不卖。为了让销售量好看些，我绕遍东京的重点书店，每家各买两本，包包重得像哑铃，差点没扯断提把。即使如此，仍是杯水车薪，销量丝毫不见好转。
这年，第一次上电视。正确地说，是以“作家东野圭吾”的身分初登萤光幕。参加的是名为“料理天国”的料理节目，由芳村真理女士和西川清先生主持。说是为纪念夏洛克·福尔摩斯诞生一百周年，邀请新进推理作家上节目。除了圭吾，还有黑川博行先生。我们都是大阪人，虽是首次见面，却聊得很起劲，排演时就大灌啤酒，录影的详情黑川先生也写进的解说。顺带一提，文库版的封面绘图，是出自黑川先生的夫人雅子之手，单行本的封面也是。黑川博行先生是我能拍胸脯推荐的作家，看他的作品绝不会后悔，《切断》、《封印》、、《国境》都是杰作。我如此称赞他，或许哪天他会礼尚往来一番吧。
1988
由于先前一直以江户川乱步奖为目标，当上职业作家后就对奖这种东西不再关心了。然而，《大学城命案》先后入围吉川英治文学新人奖与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又陆续落选，要不在意也不可能。此时倒是万万没料到，往后会被这两个奖项泼好几次冷水。
得奖热闹过后，便着手为下部作品蒐集资料。当时，出版精装本推理小说蔚为风气，各出版社纷纷筹划多种主题。讲谈社是与古典芭蕾相关的作品，新潮社则决定以跳台滑雪为主轴。这段日子，我通常是观赏完松山芭蕾舞团的公演后进行访问，接着前往札幌采访日本跳台滑雪代表队。芭蕾舞者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