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的谎言全都弄巧成拙，无一不露出破绽，无一不被误解，谁也不领她的情，谁也不说她的好；更可气的是那位不识好歹的丈夫居然移情别恋，迷上了交际花。此时她苦心周旋于其中的世界似乎要塌了天了。对于离婚她有着清醒和理智：她帮丈夫最后一个忙——虽然他无情，但她还要有义（这不禁令我们想起张爱玲对胡兰成）；她把家里的钥匙都交还给丈夫——持家操劳不是那么容易的；她拿出空别针盒，里面有电影票的票根——你在外面的事，我“早就知道了”；她从容而镇定地收拾行李准备离开——一切真的无法挽回了……
然而张爱玲最后还是让思珍妥协了，因为如此既符合喜剧大团圆的结局，又暗合了张爱玲处理笔下人物的原则——虽然相当具有“主见”，但却又都是“不彻底”的人物。在张爱玲的眼中，思珍毕竟不是“英雄”，也不会是“娜拉”因为“娜拉”走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张爱玲索性不让思珍走了。“娜拉”是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剧中女主人翁的名字。她在真相大白、危机解除后，以及丈夫百般挽留的情形下，仍然毅然决然出走，不顾一切走出家门，她只能是“太太”。于是最后张爱玲安排了别针的失而复得，代表丈夫情感的失而复得，思珍的婚约也就离不成了——她如同张爱玲笔下所有的女性一样，张爱玲给思珍一个没有出路的出路，一个“得到了快乐的结局也并不怎么快乐”的结局。
影片最后是交际花对着镜头狡黠的眨眼，丈夫虽然回到太太的身边，但谁知他在时来运转后，是否会重新陷入诱惑中？而思珍将在平淡琐碎的家务中耗尽心智，她又能否获得真正的幸福与安逸呢？影片一如张爱玲的小说一样，留下了开放性的结尾，给人意味幽长的想像空间。至于一九四八年由桑弧编导的《哀乐中年》，学者郑树森根据张爱玲的香港好友宋淇先生的说法，认为“剧本虽是桑弧的构思，却由张爱玲执笔”。也因此《联合报》副刊在一九九年重刊《哀乐中年》时，署名张爱玲。一九九五年九月张爱玲在美国逝世后，《联合报》于九月十日发表了张爱玲生前写给该刊编辑苏伟贞的九封信，其中写于一九九年十一月六日的信云：伟贞小姐：
今年春天您来信说要刊载我的电影剧本《哀乐中年》。这部四十年前的影片我记不清楚了，见信以为您手中的剧本封面上标明作者是我。我对它特别印象模糊，就也归之于故事题材来自导演桑弧，而且始终是我的成分最少的一部片子。“联副”刊出后您寄给我看，又值贱忙，搁到今天刚拆阅，看到篇首郑树森教授的评介，这才想起来这片子是桑弧编导，我虽然参与写作过程，不过是顾问，拿了些剧本费，不具名。事隔多年完全忘了，以致有过误会。稿费谨辞。如已发下也当璧还。希望这封信能在贵刊发表，好让我向读者道歉。而无独有偶的，在五十多年前的《电影周报》第二期时间是一九四八年。也曾称《哀乐中年》的编剧是张爱玲。但随后出版的一期《电影周报》又做了更正：“文华公司导演桑弧继《太太万岁》后，新作已定《哀乐中年》。上期本刊说《哀乐中年》系张爱玲所编，这是一个小错误，《哀乐中年》实际是桑弧自己所编，而且已写好三分之一，这一个月中想把它杀青，开拍之期则排定在石挥导演的之后，大概要在中秋左右了。”而龚之方也说：“有报上说，张爱玲为文华影片公司写了第三个剧本《哀乐中年》，这不确。《哀乐中年》是文华公司中后期的出品，是桑弧自编自导的，演员有石挥、朱嘉琛、韩非、李浣青等，与张爱玲无丝毫关系。”
其实这期间与张爱玲有关系的，倒是曾被傅雷誉为“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的曾一度可能被拍成电影。据一九四八年元旦《电影杂志》第七期，曾刊出一则小消息：“张爱玲继《太太万岁》之后，新作为，该片将仍由桑弧导演，女主角可能为张瑞芳，张爱玲为编写是剧，曾与张瑞芳商讨是剧之内容。”
可惜的是终没有被搬上银幕。但此时张爱玲和桑弧却被上海的小报传的沸沸扬扬的，深知内情的龚之方就说：“张爱玲为文华公司写电影剧本《不了情》，桑弧是导演，要讨论和探讨的事情很多，不免常常碰面，加上不多时张爱玲又为文华写了第二个剧本《太太万岁》，桑弧和她的接触就更频繁了。此时，桑弧年轻，人又忠厚老实，自从与朱石麟合作多年，也显出他对电影这门艺术是有才能的，尚未结婚。在旁人看来，张爱玲与桑弧不是天生的一对吗？实际上，从他们本人来说，张爱玲的心田里还凝结着与胡兰成这段恋情，没有散失（这点在当时我们是理会不到的）；桑弧则性格内向，拘谨得很，和张爱玲只谈公事，绝不会斗胆提及什么私事来的。可是，桑弧的朋友‘瞎起哄’的事情还在发展，我不知道别人做过什么，我则有一次与张爱玲见面，婉转地向她提过此类的想法，她的回答不是语言，只对我摇头、再摇头和三摇头，意思是叫我不要再说下去了。我就此碰了个硬钉子。因之，我可以在此做证，所有关于张爱玲与桑弧谈恋爱的事，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还有一点，当时上海的小报很多，他们谈话较随意，有的出于猜测，有的有些戏谑，这却